在陳述我的想法以前，想先請大家瞭解一下挪威監獄與犯罪率報導。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50217/468329.htm
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67/article/286
無論是之前的鄭捷事件，或者這週五發生的北投殺人事件，這兩者都是無差別殺人。[@more@]
嫌犯與被害者之間毫無利益糾葛，完全不認識，然而被害者卻受到嫌犯殘忍對待。
站在被害者立場，我們很容易被媒體敘述的情緒渲染，轉而大聲疾呼【亂世用重典】。
檢視媒體字眼:嫌犯看來並無悔意，還面露笑容。
檢視媒體字眼:嫌犯稱沒有工作，所以入侵校園隨機殺人。
仔細一看，這麼簡單的敘述之所以可以撩撥閱聽者情緒，是因為閱聽人的【同理心】被開啟，情緒往往跑在理智前的教育訓練下，我們很容易一面倒地相信被害者才是受害者。
不過，同情完受難者的遭遇之後，能否退一步理性思考:加害者是否可能也是受害者?
確實，我得先誠實面對自己，如果今天是我的小孩受害，我還能如此理性嗎?
既然我在遇到災難當下，無法如此理性，我會需要什麼?難道我只是需要以暴制暴?以怨抱怨?以一命換一命?
我們會這樣教小孩嗎–隔壁同學打你，你就打回去；隔壁同學踢你，你就踢回去；路過的人罵髒話，你一定要罵回去。
這樣教孩子，真能讓孩子過更好的未來?
我想說的是:懲罰真的是對待人的最終手段?
如果是這樣，挪威這個國家，為何反其道而行?而他們的反其道而行，竟能降低犯罪率?
如果我是受害者，我希望政府趕緊出動社會資源，輔導陪伴我，讓我可以【真正】度過傷痛，讓我可以理解【自己沒有照顧錯誤的責任】。
受害者範圍極廣，所有認識孩子的人，應該都是受害者，心裡都有創傷，難道讓加害者死亡，創傷就會消失嗎?
再者，如果我是受害者，在心理輔導後，我會越來越寬容，我的內心會更柔軟，我的生命得到真正的救贖，我才能變成國家正向積極存在的一分子。
就像是電影【酷馬】一樣，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受害者母親後來走出傷痛，且還固定一段時間都到監獄探望加害者，這是怎麼辦到的呢?
至於為何台灣越來越多無差別殺人事件，能否回歸社會面探討，回到教育層面探討，這些孩子怎麼了?這些殺人犯怎麼了?這些所謂社會邊緣人怎麼了?
如果孩子在成長過程，總是在犯錯時被懲罰被記過，學校就以為盡了教育責任，在家中犯錯，父母用棍子責罰過後，也以為盡了教育責任。
孩子並沒有學到處理事情的方法，也沒有學到與人相處的方法，只學到犯錯就是用暴力，犯錯就是用威權壓制。
於是，有些大老闆成為隱性犯罪者，隨便就能關廠跑路，一旦大老闆這麼做，有多少家庭因此得走上絕路。
這些大老闆(最近永豐餘無預警在韓國關廠，已經死一個工會理事長)，不也是無差別殺人事件的兇手嗎?
顯性殺手，直接殺人，訴諸媒體讓我們親眼見到罪惡。
那麼這些大老闆與殺手怎麼了?他們為何沒有一點對生命的同理心?
原因無他，從小到大，這些加害者也從未被同理過。
他們犯錯被處罰時，想的是:等我長大，你們就知道!
復仇心理從未在他們身上消失，隨著年紀增長，更複雜更龐大，直到無法控制，整個社會只得提供他們出口，於是一群被害人就會出現，這即是【社會成本】。
如果整個國家從此事件後，徹底檢討教育制度，徹底檢討社會制度，以愛為名，以愛為出發點，我們才能真正降低社會成本，才能真正杜絕犯罪。
與其蓋一堆監獄，培養一堆罪犯，不如在孩子還小時，多一些關愛，多一些包容，多一些理解。
所以，可以讓教育單位廢除所有懲罰制度嗎?孩子犯錯可以積極輔導，替代記過嗎?孩子犯錯可以積極聆聽，替代責罵嗎?
當這些錯誤一直存在，就算殺人者一律死刑，我們國家也不會因此更祥和，只會製造更多的受害者與加害者。
看到這則新聞，想起韓國以及台灣的關廠工人，想起教育現場的斥責聲，更想起週二我教過的畢業學生，坐在竹小籃球場一隅，眼神空洞的望著遠方，問他怎麼沒上學，他淡淡地說:休學了!
問他為何休學?
他語氣更清淡的說:過太多!
社會事件不會讓我悲痛，這孩子所說的社會結構，才真正讓我悲痛。
教育現場不是要製造一堆問題人，而是要製造一堆解決問題的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