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作為一個母親，讓我體驗前所未有的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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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身時，為了身為女性的人身安全而憤懣，誰會對你性騷擾？什麼地方、可能在什麼時間會遭到性侵害？這些看不見的陷阱，猶如每天黑夜必然降臨般，讓人生許多角落都是黑白的。
有了小孩，而且是個女孩，我有的擔心疑懼自然延伸到她身上。更令人愀然的是，經由媒體傳遞的，經常是無由的、無辜的凶殺傷害事件，一件件猶如毒素累積在食物鏈的最末端的我的體內；我的小孩會遭遇和他們一樣的不幸嗎？不要成為來不及長大的孩子才好。
這樣的憂慮，是還沒生小孩前就預見的。而現在正在逐漸壯大的我的焦慮，是我之前未曾意識到的——關於我的小孩的母語。
早上，帶著子凡在社區中庭玩耍，隔壁大子凡半歲的慶哲，也在媽媽的陪伴下騎著腳踏車。子凡坐的車子有音樂，慶哲過來按下音樂鈕，樂音一出，他便手舞足蹈，媽媽在一旁叫著他的名字說：「Dance！ Dance！」。經常，從家裡開門出來遇見慶哲，他會指著天空說：「moon 」或「sun」，中庭的「tree」上有「bird」，有時候還能看見「spider」或「worm」，當然，如果天氣許可，他可以坐「bicycle」出去兜兜風。
我們住的地方是個只有十五戶人家的小社區，其中約有三分之一是休閒假期才出現的家庭。這裡的厝邊頭尾都是年輕夫婦組成的小家庭，小孩子的年齡因此差距不大，以在學齡前的居多，屈指一數，似乎只有我們家堅持用台語教小孩，讓我不禁煩惱，子凡要是能真的都講台語，以後跟其他小朋友玩在一起或上小學，母語淪陷也是早晚的事吧。
這就是讓我的焦慮夜夜長大的主要原因。自從當全職媽媽照顧小孩，「教育」就是每天的吃喝玩樂，這確實令我誠惶誠恐，因為小孩子一切行為動作的參考基準都是你，連打一個噴嚏她都會學你。孩子們沒有主觀的好惡，更無取捨能力，他們才不管這世界存在著多少種的語言，他們只是藉由你的經驗去認知，進一步建構屬於自己的世界。對一個母親來說，這彷彿是至高無上的權力，同時也是無法迴避的責任。
國小時，我也經歷過說「方言」要被罰錢的情境，當時老師用舉發免罪法，只要你檢舉其他同學說台語就可免去自己的罰款，說真的，因為這種事而向家裡要錢不是挺丟臉的嗎？於是乎，下課時間，你必須一再提醒自己不要說台語、不要說台語，因為身邊隨時可能有人會檢舉你。
大學時，在台北唸書，經學長介紹參加掌中劇團，團裡有開辦台語文班，第一次發現竟有人一板一眼地請老師來教台語，還從發音開始學起。在這裡，日常生活中說台語的人不是被投以欽佩且羨慕的眼光，就是遭人不以為然地看做是非社會主流的異類，這意味著，你身邊周遭的人絕大部份都是非台語族。於是乎，為了維持僅存的台語能力，我必須一再提醒自己養成習慣要說台語、要說台語，即使談話的對象並不一定使用這種語言。
那時期，有一次聽到專研台語文由來已的洪惟仁的演講，他說根據他的調查統計，目前一般人使用台語的能力和年齡成正比，五十多歲的人大約保留了50％的台語，四十多歲是40％，三十多歲是30％，當時的我是名列能說20％的行列。
大學畢業後，因為工作性質的關係，訪問過各種草根型的人物，務農的、討海的、做工的，想瞭解他們的生活內涵和文化，最直接的方法當然是體驗相同的生活，當如此為不可能時，如何透過他們的口述來記錄，常常是令人傷腦筋的問題，因為他們講的是台語，我被訓練的書寫習慣卻是國語，遑論要用我20％的能力去掌握他們百分之百的生活內容。
語言可說是人類最特殊的能力之一，它傳遞具象的、抽象的訊息，是個人心理現象，也是社會現象的綜合呈現。就如同文化的生成是無時不在進行的，語言也必須全天候使用才具生命力，當我們從課堂中學習某一種語言時，純粹是一種技術上的訓練，當我們無法使用本土語言與草根庶民溝通，我們失去的不僅僅只是一種語言能力，而是常民的生活文化。
不同語言之間的區別是相對性的，何種是標準語言，何種是方言，是非語言因素強加上去的，例如文化、政治、經濟等因素。「國語」變成台灣的標準語言，並不是因為它在本質較好聽或好學，而是因為非語言的政治因素，挾此優勢，也形成語言單一化的趨勢，讓我們的小孩淪為必須在學校上母語教學的課程。
只消經過一代的時間，無論是客家話、閩南語或原住民語，相信我們的下一代絕大部份的小孩的母語已經不是自己父母的母語，有多少父母在非自願又自願的情況下成了本土文化傳承的殺手？其實，讓孩子學母語，以後進學校還是可以把國語學得很好啊，我們家的小孩都是這樣長大的，連李遠哲不也都說他講台語但是國語也講得不錯。為什麼不教小孩子講母語呢？
每次一想起我那20％甚至更少的的台語能力，就不免心生焦慮；我能教子凡懂多少台語？遇到我無法用台語表達的時候怎麼辦？我是不是該去拜師學台語？還有，只有我一個人這樣做，其他小孩的母親已經都不講，子凡除非跟家人一起，否則也沒什麼機會講台語，她以後能保留多少台語呢？她也會教自己的小孩說台語嗎？唉，我怎麼能夠不焦慮。
寫於2000年3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