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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教材~族群的環境遷移史

rgayung族群與人口遷徙

一、地理與交通

rgayung部落位於宜蘭縣南澳鄉最南端(見圖5-1),位居今和平溪(舊稱「大濁水溪」,下同)下游左岸與支流楓溪合流處北方,飯包山東南山腳,與花蓮縣秀林鄉和平村僅以一條和平溪相隔。其村分為三部:一在楓溪左右岸台地,今稱為下村,海拔49公尺;一在楓溪左岸台地,今稱為上村,海拔約60餘公尺,與下村皆在和平大橋北端西北方,係楓溪所造成的沖積平原,沿河岸有狹小的平坦地(廖守臣 1982:243-4);一為和平溪出海口北方沖積平原,今稱漢本。rgayung部落日據時期稱「大濁水社」,屬「台北州蘇澳郡蕃地」。光復後,改為「台北縣蘇澳區南澳鄉」、「台北縣南澳鄉」等名稱,於民國39年宜蘭縣設縣後定名為「宜蘭縣南澳鄉」,大濁水社也更名為澳花村(林政民 2003:69)。

 


 


 

 

 

 

 


 


 

rgayung部落對外交通,在陸路方面,往昔以蘇花公路為唯一交通孔道,北通蘇澳,南抵花蓮,rgayung部落位置即蘇花公路中間。蘇花公路原係清朝羅大春於1874年奉令開闢、1875年竣工之僅供行人步行之道路,清朝時稱「北路」(戴寶村 2001:34-5)。後經日人於1916年拓寬路基,於1925年竣工,稱蘇花臨海道。初時僅能步行,無法通車。1927年改建,於1931年竣工,始可通行汽車(戴寶村 2001:75-79)。唯當時係單線道,行車出入均受管制。國府治台後,於1974年拓寬為7.5公尺雙線道,1990年全線竣工,自始解除雙向交通管制(林政民 2003:76-7)。在鐵路運輸方面,1973年政府闢建北迴鐵路,於1980年全線竣工(戴寶村 2001:107)。北迴鐵路途經和平溪口,於溪北溪南各設漢本火車站與和平火車站,自此,rgayung之對外交通較前更為便利。1984年花蓮縣和平地區劃為「和平水泥專業區」,1997年於和平溪南岸建和平工業專用港,於2004年完工並正式啟用(鄧樂民 2006:29)。但此港係為工業區運輸燃煤及水泥之專用港,並不開放給民間與漁業使用。

二、日治以前族群與人口的遷徙

rgayung部落的泰雅族原住民原係居住於和平溪上游海拔1000公尺以上的南澳山地k´lesan地區(見圖5-2),範圍即今和平北溪及南澳南北溪上游山地。據森丑之助(1917:19)於1899年的調查,k´lesan地區計有15個部落,依所居流域之不同分為上南澳(yatox k’lesan)蕃七社及下南澳(xoxkan k’lesan)蕃八社。分布於和平北溪部分計有七社,依序為:piyahaw、kingyang、kikayung、kl’law、


 

 

 

 

 

 

 

 

 

 

 

 

k’lmoan、k’muyaw、b’bukeikay,合稱上南澳蕃七社;分布於南澳南溪及布蕭丸溪(和平北溪支流)流域之部落計有:t’langan(buta)、tabiyahan、t’bulaq、r’giyax、riyohen、gugut、rekinux、xaga-paris等八社,合稱下南澳蕃八社(引自李亦園等 1963:11)。但是這15個部落並非純屬一個系統。移川子之藏(1935:32)於1931年的調查發現,南澳群泰雅人其實包含有seqoleq群的k’na-xaqaw亞群tseole群的m’b’ala亞群與m’nebo亞群,以及東sedeq群的tausa亞群。各亞群人口比例如表5-1。k’na-xaqaw亞群佔44.4%,在南澳群泰雅人中佔多數,其次為m’b’ala亞群,佔總戶數的34.9%,而tausa亞群m’nebo亞群的則分別佔14.3%與6.3%,在南澳群泰雅人中所佔比例最少。

表5-1:昭和六(1931)年南澳群泰雅人各亞群人口比例

亞群

戶數

比例

seqoleq 

k’na-xaqaw 

280戶

44.4%

tseole 

m’b’ala 

220戶

34.9%

 

m’nebo 

40戶

6.3%

sedeq

tausa 

90戶

14.3%

合計

 

633戶

1692人

資料來源:移川子之藏(1935:32)

 

雖然南澳群泰雅人可細分成四亞群,但是每社或單獨一亞群居住,或與他群混居。表5-2為難澳群舊社各社成員表,從表中可以看出在1931年時,在15社中,有9社係單獨由一亞群居住,有6社係由兩亞群混居,混居的比例甚高。比較特別的是屬於東sedeq群的tausa亞群。表5-2中可以看出k’muyaw與b’bukeikay兩社係純由tausa人所建立,而gugut、rekinux與riyohen三社則是由m’b’ala群與tausa群混居的部落。如果從tausa亞群的語言與文化特質觀之,與k’lesan地區中的其他三群差異極大,反倒與和平溪南岸的t’luku亞群極為相似,卻在遷徙過程中選擇與和平溪北岸的seqoleq群泰雅人和tseole群泰雅人共居,並在長期混合居住後,在心理上已建立我群(we group)的觀念(李亦園等 1963:8),並與其他三群形成「k’lesan流域同盟(qutux l’lyung k’lesan)」關係,以共同防禦及攻擊他群敵人。

馬淵東一(1954)依據系譜推算,泰雅族群最早遷入和平溪上游定居的年代大約在二百多年前(約公元1754年),距今約250年;而有的泰雅族群稍晚才遷入和平溪中游定居,約在公元1820-1850年之間,距今約160-190年之間(引自李壬癸 1996:44-47)。最先遷入k’lesan地區的是tseole群的m’nebo亞群人,其次才是seqoleq群k’na-xaqaw亞群與tseole群的m’b’ala亞群,最後遷入者為東sedeq群的tausa人。

表5-2:南澳群舊社族群成員

亞群

社名

中譯名

戶數

人口

k’na-xaqaw

m’b’ala

m’nebo

tausa

備註

piyahaw

碧候

91 

474 

 

  


表示全部



表示大部分;


表示小部分;

■表示人數相當。

buta

武塔

36 

244 

 

  

tabiyahan

塔壁罕

40 

223 

 

  

gugut

哥各朱

58 

317 

 

 

rekinux

奎諾斯

38 

205 

 

 

kingyang

金洋

103 

512 

   

kikayang

基嘎央

14 

69 

   

kl’law

庫巴玻

43 

245 

   

k’lmoan

欺路模安

31 

195 

   

r’giyax*

格勒亞賀

  

 

 

xaga-paris

哈卡巴里斯

17 

112 

 

 

t’bulaq

塔貝賴

30 

186 

 

 

k’muyaw

庫莫瑤

28 

171 

   

b’bukeikay

巴博凱凱

27 

138 

   

riyohen 

流興

57 

329 

 

 

資料來源:「戶數」及「人口」係大正元(1912)年資料,引自森丑之助(1996:39-44);中譯名引自廖英杰(2006:19);餘引自李亦園等(1963:11)。

*森丑之助(1996)之《臺灣蕃族志》第19頁稱南澳蕃共有15社,但在第39-44頁逐一列舉各社時,僅列14社,缺r’giyax一社。

 

南澳泰雅人遷入k’lesan地區約為十八世紀晚期,正當清朝中葉。初時,清政府視後山為化外之域,並不予積極管理。及至1871年「牡丹社事件」發生,使清政府不得不重視對後山的經營(邱子銘 2006:50)。1874年,清政府推動「開山撫蕃」政策,始開鑿三條由西部通往後山的歩道。1875年解除臺地後山舊禁,以招徠墾民入後山闢墾。南澳泰雅人與漢族密集的接觸,即始於羅大春開鑿蘇澳至花蓮港北岸的「北路」。1874年,羅大春督辦開鑿北路工程正式進入大南澳地區,並在大南澳及和平溪間沿海岸建碉堡駐屯兵力,這也是「國家」力量首次進入k’lesan地區(鍾郁芬 1995:24-25)。但是清政府的大南澳招墾計畫卻因大南澳境內皆高山峻嶺,無平曠地方堪以開墾;清政府的撫蕃政策亦僅只「招蕃領賞」,無法實質的控制南澳泰雅人;且「開山撫蕃」係因受外人侵逼之被動之舉,經費又拮据等等因素,終告失敗(鍾郁芬 1995:27-28)。南澳泰雅人對於清政府侵入其領域的反應或予以抵抗或歸附之,但因北路開鑿未久旋即廢除,南澳泰雅人又重回部落社會。1889年劉朝帶及官兵二百數十人於今寒溪、古魯一帶遭南澳泰雅人殲滅,引發當時台灣巡撫劉銘傳親率清軍討伐南澳泰雅人。自1890年2月始兵分二路自南澳山脊及南澳南溪分進合擊末都納社(b’tunux,即今梅檀)、塔壁罕(即tabiyaxan)五社、外老狗(即riyohan)五社,毀田焚廬,逼迫泰雅人向更深山處逃匿。隨後清軍封鎖出山孔道,終至使泰雅人因糧絕而不得不至宜蘭撫墾局乞撫。後劉銘傳命各軍陸續回防,並徙沿山隘勇,進紮十里,嚴密設防,招民速墾(楊慶平1995:7-14)。但是清官方勢力並沒有維持多久,一年後邵友濂調任台灣巡撫,即因撫墾工作花費甚鉅而收效甚微,乃採緊縮政策,致使南澳山地又棄置於清廷境外(鍾郁芬 1995:30)。

1895年台灣割讓與日本,日治前期台灣總督府對於原住民的治理僅採懷柔與恩威並施策略。初期,台灣總督府因急於收服平地漢人之抗爭,對台灣原住民採懷柔政策,僅對出訪下山之原住民予以酒食饗宴,消極籠絡,並對原住民宣示日本帝國之主權(藤井志津枝 1997:88)。但至明治38(1906)年因平地漢人抗爭漸平息,而台灣總督府又亟於開發山地樟腦資源,以充實府庫,並改善對母國日本財政之依賴,於是有佐久間總督之二期「五年理蕃計畫」(1907-1911,1911-1915),以圖根絕「蕃害」,使日本財團得以進入山區開發樟腦資源(藤井志津枝 1997:105)。佐久間總督之第一期「五年理蕃計畫」以隘勇線前進攻打「北蕃」為主,並輔以「蕃地道路開闢五年計畫」與「蕃界土地調查五年事業」等計畫,一面推進隘勇線向泰雅族領域侵進,一面開闢山地道路及蕃界土地調查,以期攫取龐大山林樟腦資源(藤井志津枝 2001:87)。1908年4月,宜蘭廳為了擴增樟腦地、礦山、木材及開墾地,發動「大南澳隘勇線前進」,以電網圍堵方式擴張大南澳隘勇線,並阻隔南澳泰雅族接近海邊取食鹽並與平埔族人交易鐵器、銃器與火藥,企圖以「封鎖」方式使泰雅族因戰略物資的匱乏而乞降。當年5月,南澳泰雅人即因鹽與鐵遭日軍封鎖,因隘勇線的推進喪失廣大獵場,使得生計產生匱乏向日軍投降。下南澳各社於1908年12月18日辦理投降儀式,上南澳各社則於1909年1月29日正式投降,並繳交出銃器與首級。(廖英杰 2001:140-143)。

南澳泰雅人投降之後,台灣總督府依據其「理蕃」政策,在部落中設置駐在所,交易所與教育所,由駐在所警察人員透過授產、惠予、勞役、觀光、日常性日語使用等方式,統合操縱部落原住民;透過交易所的交易,鼓勵原住民從事農耕活動;更透過教育所,實施同化教育。另一方面,由於日本企業對蕃地資源開發的需求,並為方便台灣總督府「理蕃」行政管理與節省經費的支出(藤井志津枝 2001:117),日警游說南澳泰雅人移住淺山地區。自1912年起,及至1938年止,在日本政府的勸誘與威脅之下,南澳泰雅人展開了一段遷移的歷史,其遷移的結果如表5-3。

表5-3:日治時期南澳泰雅人的遷徙

年代

社名

群屬

戶數

人口

初次遷移地

二次遷移地

1912 

riyohen 

tausa 

5 

21 

四方林

 

t’bulaq

 

1 

8

r’giyax

 

26 

128 

番社坑溪旁大元山稜

 

t’bulaq

k’na-xaqaw

23 

116 

寒死人溪

 

1913

t’bulaq

m’nebo

  

小南

 

tabiyahan

m’b’ala

23 

145 

下東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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