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一位來自美國的台灣媳婦倪安寧（Joanna A. Nichols），在發現小女兒有先天性極重度聽障後，遍訪各國名醫，並在澳洲植入人工電子耳，最後在聽覺口語法教育專家的教導下，得以流利地說話。為了讓台灣其他聽障孩童有相同的機會，倪安寧、鄭欽明夫婦以女兒之名，創辦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金會，讓聽覺口語法在台灣紮根，期待二十年後，台灣沒有不會說話的聽障兒童。倪安寧女士雖因癌症不幸於年前去世，但大愛無國界，即使她身在天國，相信她的愛，將使台灣聽障兒的生命變得更「動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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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月6日
子凡班上今天開期末IEP會議（個別化教育方案），這是老師、家長、專業人員共同出席的會議，主角是七位身心障礙的小朋友，但是他們被要求不能在會場上出現，因為大家忙著照顧他們，會就不用開了。不過，每次IEP我還是會帶子凡去學校，因為我們家的毛毛和巧比雖然頗能照顧自己，但我懷疑他們可能沒有陪子凡看電視的興趣和帶她上廁所的能力。
和子凡開車出門，我們要先去羅東火車站接雅文的李老師，然後再去成功國小接另一位李老師，最後一站才是子凡就讀的北成國小。
會議程序和往常一樣，每一位小朋友有二十分鐘的時間，讓相關人員：通常是校方輔導室主任、特教組組長、班上老師、不太有意見的家長、特教中心的代表、語言治療師、職能治療師等輪流發言，由於聽障學生還多了雅文和成功國小的老師，所以，也如同往常一樣，每次都會超過二十分鐘許久，讓下一位家長在一旁枯等。
期末IEP的目的是在檢討期初擬定的IEP，到底一學期下來，學生的表現和學習目標有沒有符合，家庭、學校和專業輔導團隊間會就此提出意見——不只是對學生的意見，可能是三者間都互有建議和需求——作為下學期IEP的目標。
雅文的李老師（Denise）在會議中表示，去年三月她剛接子凡的案子時，子凡的情形是完全沒有語言表達，到目前為止，子凡的表現是比預期的好，IEP的目標都有達到，甚至超越，但是應該還可以進步更多。
當天的會議，我就只記得這句話：應該還可以進步更多。
不瞭解「聽覺口語法」的讀者，可能無法意識到這句話對我的「嚴重性」，這就像讀小學時，期末拿回家給父母看的成績單，上面寫著：「資質頗佳，用功不足」，前面那句代表父母的功勞，後面則是數落我的不是。（天啊！原來我從小就是這副德行）
我是個後知後覺的人。子凡一直到三歲多才被發現有聽障，為此，我不曉得被語言治療師搖頭「訓斥」過幾次：這時候才發現算太晚了，早在語言發展出現遲緩情形時，就應該去做聽力檢查的！
子凡配戴助聽器後，我還是一樣後知後覺，除了每週到醫院上半個小時的語言訓練課外，套句廣告台詞：我晚上什麼都沒有做啊！（難怪每次去上課，語言治療師的臉都會發黑）
那段期間，正好雅文兒童聽語基金會應宜蘭縣政府之邀，在宜蘭社福館設立宜蘭聽語中心，學校老師建議我帶子凡去上課，我起初還懶得去，因為已經安排每週到成功國小上一次課，這裡的師資就是受雅文培訓半年出來的，還需要再特地跑到位在宜蘭市的雅文上課嗎？（當時我還不知道，宜蘭中心未設立之前，本地的聽障兒童和家屬必須每週上台北一次，就為了上一小時的課程，真是辛苦！原來子凡發現得晚，還算是一種「幸運」呢！）
到底需不需要去雅文上課呢？讓我們先來認識「聽覺口語法」是什麼吧。
聽覺口語法在國外已經有五十多年的歷史，引進台灣卻還不到七年的時間（「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金會」台北總會成立於1996年12月），在此之前，台灣的聽障教育主要依賴手語及唇語，聽障者似乎注定要當啞巴，靠視覺和外界溝通。
絕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其實，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聽障兒童都擁有可加以運用的剩餘聽力，『聽覺口語法』就是利用剩餘聽力，輔以助聽器或植入人工電子耳的方式，幫助他們重新獲得聽覺潛能，將聽覺、語言、認知，依其自然發展之程序，在自然且有意義的情境中，透過會話式的互動，讓聽障兒童學習傾聽、說話及語言。它的主要特色是：專業團隊合作的模式及父母深度的參與，使聽覺成為兒童全人發展的一部分。（資料來源：資金會網站，Http：//www.chfn.org.tw）
我終於帶子凡到雅文上課，不過，我還是後知後覺。
『聽覺口語法』的教學方式強調生活化的情境，例如要教孩子認識雞、鴨，就是帶他去看真的雞、鴨，同時間，自然且不斷地向他輸入「咕咕咕」（雞）、「呱呱呱」（鴨）的語音（疊字兒語是人類初期語言發展的自然現象），等到他的聽覺記憶形成，他可能會在某天看到實物時脫口而出「咕咕咕」和「呱呱呱」，有了口語能力之後，接著再教他「咕咕咕」就是「雞」，「呱呱呱」是「鴨子」，在他進階學會說出「雞」、「鴨子」後，便必須再上一層，發展聽覺描述，練習傾聽較長的敘述性句子，例如：「它是一種動物，它有兩隻腳，在地上走，它會咕咕咕」，若能理解這段描述，才算是真的瞭解「雞」是什麼。再下來，是更進一步的細節，例如：雞還有分公雞、母雞、小雞，甚至不同品種的雞，雞的身體還可分成雞冠、胸部、翅膀、脖子、尾巴、腿、腳爪等等部位，這些一樣要靠聽覺記憶不斷輸入的方式來教他。
如此的教學方式，只有聽障兒的主要照顧者能做到，專業團隊或聽覺口語治療師都只是扮演指導的角色，通常父母才是積極參與的教學者，他們必須學習如何發展孩子的聽覺功能，聽覺口語治療師則協助策略的運用，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如何設計活動和情境來進行教學。
對於如何教導子凡，我一直是後知後覺。要一個已經習慣用視覺來理解這個世界的孩子，改成用聽覺來接收訊息，好像要人把魔術帽裡的玫瑰花變成鴿子，不管你指著帽子喊了多少聲：「變！變！變！」，玫瑰還是玫瑰，連根羽毛的影子都見不到。因為，據說一個字彙至少要輸入800到1500次左右，才有可能形成聽覺記憶。
遇到變不出鴿子的學習瓶頸，也曾令我厭煩，為什麼從她出生後，我就把全部的精力和時間用來照顧她，本以為等她稍微長大，身體狀況較好之後，我就可以擁有一些自己的時間，現在卻得把時間都花在教她說「咿咿—」（猴子）、「ㄅㄨㄅㄨ」（車子）、「游游游」（魚）和「跳跳跳」（青蛙），而她還不見得領情。
遇到她「不成材」情況，心裡也曾恨不得賞她一頓打罵，可是，聽覺口語法的技巧之一就是要引起孩子的興趣，責罰會造成心理壓力，絕對有反效果。我曾經「恨鐵不成鋼」地用十幾分鐘糾正她「大象」的發音，她說出來的音像是「大大」，我認為是她不夠認真聽，結果，越逼她練習她就越退縮，最後甚至變成「大～」，後面那個音她就不敢發出來了。
老實說，想想我們自己學外語的情形，就會對這種不標準的發音釋懷了；成功是需要練習的，練習則需要時間，不就是這樣嗎？
不過，這麼簡單的道理，我也是後知後覺。我老是在計較子凡佔去我太多時間，直到Denise提醒我，上國小前是接受聽覺口語訓練的黃金時期，聽覺年齡若能趕上一般正常的小孩，回歸主流教育時便較能適應。看到身邊有年紀和我相當的聽障者，因為不具備聽與說的能力，變成社會的邊緣人，一輩子都是家人的負擔；也有國小中年級的學生，大約和子凡同時接觸聽覺口語法，卻因為已經習慣手語和讀唇，相當排斥遮口的動作，很難建立聽的習慣，更不用說開口說話。
我要她以後能像正常人一般聽與說，做個獨立自主的人？還是讓聽障影響她的身心發展，一輩子當社會的邊緣人？
我辭掉仰山文教基金會的企劃委員，不再去社區大學上課，拒絕一切晚上的會議和活動，為了在她放學之後能全心全力陪她。不過，Denise認為這樣還不夠，依據聽覺口語法累積的個案經驗，最好上學只去半天，其餘時間留給我來教她，這樣會進步更快。嗯，至於這一點，我是堅持到現在還不願接受；正如我從來不認為照顧孩子是犧牲奉獻，也不會因此希冀她日後要特別孝順我，要我為了孩子完全放棄自我，實在是恕難從命。我三十歲以後的人生都將與她相伴，但她不會是我唯一的世界。
說到這裡，各位總該瞭解Denise這句「應該還可以進步更多」，給我的打擊和挫折感有多大了吧。
這是人生三不五時會遇到的矛盾。我知道的。
原載《東海岸評論雜誌》第175期，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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