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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王國淵（2005-01-2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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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善用影劇體育版 新聞變性別教材
台灣立報電子報93/1/25
善用影劇體育版 新聞變性別教材
【記者陳怡君專題報導】性別教育到底該怎麼教？這個疑惑在去年6月性別平等教育法通過
後，在基層教師間逐漸發酵。性別平等教育協會指出，除了現有教科書、教案範例外，教師
們可以用媒體報導當作活教材，在教育現場引導學生們「看見性別」、「破除迷思」。
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教師需將性別教育融入各科教學，學校每學年還需實施至少8小時的相
關活動，大專院校並應廣開相關課程。這種種規定，造成許多老師的惶恐和焦慮，不知性別
教育如何教？性別教材又在哪裡？性別平等教育協會昨天提供去年一年有關性別新聞的統計
資料，並邀請教師分享準備教材的經驗。
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理事長蘇芊玲強調，媒體報導可以說是「無日不性別」，從學生愛看的影劇
版和體育版下手，可以發現許多值得討論的地方。新聞報導有如兩面刃，對性別教育而言，
它可能深深地影響學生的性別觀念，但它同時也是唾手可得的生活教材，具有性別敏感度的
老師可以將其轉化為教材。
性平會檢視了台灣立報、中時、自由、聯合等媒體上刊登的性別教育新聞，統計去年與性別
教育相關的新聞有64則，平均5.7天一則，超過3分之1的報導與性別教育實施有關，近4
分之1是校園暴力新聞，討論性別角色和多元文化的新聞各約一成餘。
去年性別教育實施新聞中，以性教育議題出現的頻率最高（8則），平均一個半月就出現一則，
顯見「性議題」及性教育資訊題材容易吸引閱聽大眾，媒體有報導偏好。同時校園中實施的
性教育，也有許多值得批判的問題，包括：長期在校園裡被廣泛流傳、用於教學的墮胎影片
（「婦團：反墮胎教材血腥女學生看了噁心」，2004/4/16台灣立報），婦團及性別教育團體抨
擊該片墮胎資訊片面偏誤，僅選擇以血腥畫面，譴責墮胎女性殘殺生命等單一價值，不僅缺
乏女性身體自主權觀點，也不利於性教育的多元呈現。
間接造成兩性壓力
台大城鄉所副教授畢恆達說明，媒體識讀有幾個重點，第一是看事件本身，其次是看為什麼
該事件會成為新聞，再來就是檢視媒體以何種角度報導該事件。畢恆達批判，媒體將某癡情
男為挽回女友而徒步全台，或者送999朵玫瑰求婚被拒做成新聞，這些新聞可能給予另一方
極大壓力，助長愛情關係不正常化，鼓勵「我要擁有就擁有」的態度，可能間接導致分手暴
力。
畢恆達指出，有一則新聞報導科技新貴上網賣書找到另一半，鼓勵了許多電子新貴紛紛上網
賣書。該則報導在看似中性的描述字眼中，隱約藏有刻板性別意涵──主動的永遠是男性，
女性被描述的是美麗的外貌，男性被凸顯的是職業。
吞世代學生不愛聽老師說大道理，萬華國中輔導老師吳政庭會和學生談時下流行的偶像，留
長髮的5566、很娘的鄭元暢……從學生欣賞的非傳統性別氣質教起。吳政庭表示，學生們功
課壓力大，其實也沒有多餘的時間看新聞，他們多利用補習之外的時間觀賞綜藝節目。有一
回他聽見學生說「那兩個男的搞Gay」，便問學生「為什麼同志就要用『搞』呢？」，一步一
步澄清學生的迷思。
接收資訊、批判資訊的能力亦有城鄉差距，鄉下的老師更需要帶領學生見樹又見林。羅東高
中主任輔導老師胡敏華表示，她在談生涯規劃時便發現，當男學生要選擇護理系時，家長會
說「安捏咁好…」，難以認同非傳統的職業選擇。胡敏華指出，因為宜蘭地區的工作機會不是
軍公教就是農工，學生很難想像其他的職業生涯，加上許多人下課後需要做家事、幫忙父母
生意，容易直接相信媒體上所說的事情，觀念也較為封閉。
廣告加深性別角色
不只有新聞能成為好教材，廣告中更凸顯出刻板的性別角色分工。婦女新知教育推廣部主任
林以加指出，家用品廣告中常見一夫一妻加一個小孩的中產異性戀家庭，爸爸外出工作，媽
媽在家燉煮焢肉；或者是體育用品廣告中男生揮汗打球，女生妝得美美的欣賞。
林以加表示，台灣社會中許多文化習俗、傳說或是傳唱的鄉土歌謠，都可能潛藏著性別教材。
在九年一貫課程中，除了著重其鄉土教材應用特性之外，也可以從內容分析，從性別觀點討
論其意涵。例如：高雄旗津25淑女墓，過去是只能集合在姑娘廟不能入祠堂，所謂雲英未嫁
卻慘遭沒頂的女孤魂，騷擾陽世男子等民間鄉野傳聞，不僅是對未婚女性的污名化，也未正
視這群當年在上班途中不幸喪生的25位年輕女性勞工對經濟的貢獻。
回應婦運團體及學者的呼籲，高雄市政府在工殤紀念日將淑女墓正名為「60年代為台灣經濟
建設奮鬥的工殤少女英雄」，將這個知名墓祠，重新論述紀念，並融入當地觀光發展計畫的一
環。
生活皆是性別教材
教師可以跟學生討論民俗由來、當地文史及台灣經濟發展，達到鄉土與歷史教學的目標，同
時將在地的歷史知識與隱含的性別議題（包括單身／女性歧視、職業女性、父權的祭祀制度
等等），轉化成為教學的材料，一舉數得。
性平會強調，教師們常慨嘆她／他們在學校的教學成效往往很容易被媒體的節目、報導所抵
銷。當現今台灣媒體中充斥著腥煽暴力、性別與性傾向歧視、物化女性身體等訊息時，如何
加強老師與學生的媒體識能（media literacy）便成為推展性別平等教育忽視的一環。
過去中小學老師並沒有相關訓練背景，因此對於如何閱讀媒體、如何對其中內行進行檢視與
批判的能力，有待提升加強。一個有性別敏感度的教師，生活中隨手拈來皆是性別教材，這
樣的能力，需要被培養。
[@more@]
中研院的新成果
自報上看到這則消息，真是驚喜!因為平常我們閱讀書面資料中的地理位置，不管古今，總是模模糊糊的。現在有了專家學者的整合，使我們得以有個時空立體的概念，對於資料的解讀，想必能比較正確，不至於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
只是我找了好幾家的新聞報導，報導洋洋灑灑寫了一大堆，卻也沒能說出網址何在？這對於這種透過網路檢索的資料庫來說，真是個為德不卒，這些記者大概只是把新聞稿剪貼一番就要發稿的應付心態，根本沒想到讀者想要按圖所驥的需要，其實只差那麼一行網址列而已，就連網路版中也不肯列個連結，想想真是差勁極了。
我自己查到的「台灣歷史文化地圖」及「中華文明之時空基礎架構」
更氣人的是，我自己設法進中研院看新聞稿，終於找到了這兩個網頁，卻發現，網站竟不提供給個人申請使用。
在「中華文明之時空基礎架構」這個站上的用戶論壇中，回答讀者詢問上說：
Topic | 請問個人可以申請嗎? |
Author | System Admin |
Time | 2004-11-16 19:24:20 |
Content | 我們很抱歉通知你： |
系統管理者對別人的問題回答，對我真像是一盤冷水澆頭。看來我們既非學者，又不住在台北，根本就無緣得見。
國家花了大筆錢(也是民眾們的血汗錢)給中研院研究，其成果應該全民共享，不是只讓學者專用。若怕盜用，不會鎖定中華民國現在統治疆域的IP來提供民眾使用。縱然學術研究要優先，可是偏於台北一隅的公共電腦才能讓人民使用，那其他地方的人不就是第二等國民?起碼也該在各地文化中心或者全臺各高中以上校園提供使用才是。再退一步講，像一些提供線上檢索的百科全書或新聞資料庫，都可供人以較低廉的價格去取得資訊，為何中研院吝嗇至此?
底下附上報紙的報導
[@more@]
看電腦歷史地圖 與蘇東坡同遊
【記者曹銘宗／台北報導】
蘇東坡一生顛沛流離，他在哪裡作了哪些詩？郁永河300多年前從福建來台灣之後寫了「裨海紀遊」，他走過哪些地方？寫下什麼見聞？很簡單，只要按個鍵，電腦繪製的歷史地圖就顯現出來，蘇東坡、郁永河走過的路線一清二楚。
金庸小說中有很多歷史，但會不會被其中的地理弄昏了頭？如果隨著情節發展附有各式各樣的歷史地圖，並說明現今的位置和地名，讀來是不是更有趣？
中研院昨天發表把地理資訊系統（GIS）應用在中國歷史、文化研究的重大成果，該院跨所研發的「中華文明之時空基礎架構」及「台灣歷史文化地圖」兩套系統，可以把各種主題的研究成果編排成圖，好再做進一步的空間分析，並展現新的意涵。
這項研究成果發表會由中研院院長李遠哲主持，由史語所研究員梁其姿報告「華人社會的衛生史─從傳統至現代」，史語所副研究員范毅軍報告「歷史、文化地理資訊系統的建立與應用」。
范毅軍表示，GIS已發展數十年，主要用在軍事、都市規畫用途；但用在學術研究上，尤其是人文社會領域，「中研院在全世界走得很快」，目前歐美、日本方面都前來觀摩。
范毅軍說，人文活動與自然現象一樣都涉及時間、空間兩大屬性，過去受限於技術條件，以人文活動為主的歷史、文化研究，對空間資訊的掌握、處理、分析與表達，以及進一步與時間要素的整合，常會心有餘而力不足，或只好忽略；但以 GIS現代化的空間資訊處理技術，再結合各種遙測資料如衛星影像、航空照片及地圖等，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甚至誘發新的研究方法與成果。
「中華文明之時空基礎架構」、「台灣歷史文化地圖」分別針對中國大陸及台灣地區，以建立數值化的歷史、文化基本底圖架構為主，發展成為一個跨學科、跨領域的「時間與空間基本工作平台」，把傳統紙質形式的地圖轉化成多維立體的虛擬實境，可以更新並與各種資料庫整合，做時空交錯的查詢、檢索及展現。
例如：從荷蘭據台時期到今天，台南台江內海的海陸變化，就可以藉由此系統呈現出來，讓人一目了然。
目前，遠流出版公司已與中研院洽談合作。遠流發行人王榮文昨天指出，中研院這兩套系統有助於創造更好的「數位閱讀環境」，未來金庸小說如果出版電子書，讀者將可一邊看小說、一邊點看歷史地圖，並做古今對照。
范毅軍指出，這兩套系統目前已有國內外很多大學用來研究中國歷史、文化，也被用來支援國家數位典藏計畫下的各分項子計畫，未來也希望透過網際網路的傳播，可以讓各級學校學生、一般大眾使用。
【2005/01/29 聯合報】
［剪報］弱勢的外勞也能改寫霸權空間
資料出處：南方文章海
[@more@]
文/王宏仁(本文為新新聞933期推薦文章)
小學時候，父親因為工作關係，從台東調職到台南，一群小孩也必須在學期中跟著轉學。第一天爸爸帶著去見老師，安排好座位，第二天開始我就必須一個人自己上學去。轉學的一個月之內，每當我走到教室旁，就會彎下身，從窗戶下的木製氣窗偷瞄教室內正在早自習的同學。大概看了好幾分鐘後，才鼓足勇氣，走入教室。
為什麼會害怕呢？原因之一，當然是周遭環境的不熟悉，但更可能的因素，應是教室這種密閉的空間設計，加上學校的生活規訓，讓自己害怕進入那樣的空間。轉學過來的小孩，算是一個小移民，對於新環境完全不熟悉，而離開溫暖的家後，到一個陌生、完全不清楚的地方，又必須去遵守還不熟悉的空間規矩，緊張的心情可想而知。這可看出，空間不是﹁空﹂的，可以讓人隨意進入的，必須把自己調整到符合空間定義的紀律，才可能會覺得自在放鬆。
人類所有的活動空間，都有著社會規範的痕跡。在不同的空間中，我們也很清楚地知道要如何表演，才不會﹁演出失常﹂。例如在教室裡面，我們大概不會在上課時間中大聲講話；在戲院裡面，不會大喊﹁失火了！﹂；去國家音樂廳看表演，我們不會穿著脫鞋進場。但當我們進入一個不熟悉的空間時，我們卻開始有點手足無措，看看校園內的人，大概一眼就可以看出哪些人是新生，為什麼？因為他們對於校園空間的社會規範還是有點緊張、害怕表演失常。
進入屋子前先檢查階級地位
在越南田野調查時，發現出外最困難的事情，是去搭乘公車。主要是不知道不同路線的公車跑到哪些地方，更何況我對於河內或胡志明市不是很熟悉，即使有畫著路線圖，也搞不清楚東南西北方位。而外國朋友來台灣搭公車，那困難度更高了：不僅搞不清哪些路線，連上公車後，要交多少錢都難理解：到底是上車給錢？還是下車給？而為何有時要給兩次？
這些空間裡面的規範，都是為了維持特定人士在此空間的權利與義務，因此要進入這些空間的人，就必須先學習空間所設定的規範。也因為如此，某些空間的設計，就會預先規畫好，已變排除特定人士的進入與使用。最明顯的例子是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之類的規定。例如台北市立圖書館的使用規定這樣寫：﹁進入館內須衣履整潔，保持安靜，維護環境清潔，不可有嬉戲追逐、隨地吐痰、吸菸、飲食或其他影響閱讀之行為。﹂這樣的規定，已經排除了街頭遊民、乞丐、嬉皮、穿睡衣、赤腳：：：等的人士進入。當然，在更早的時期，女性跟寵物一樣，是禁止進入圖書館的。這是典型的一種社會排除：﹁進入屋子前，先檢查你的階級地位﹂。
近代台灣的空間規畫上，許多是國家官僚配合資本的需求，而設計出特定的空間供特定人使用。例如我們看到龐然怪物的火車站是一九八○年代的設計，當時規畫該區域為整個台北市的商業中心，並且成為全台灣各地到台北的聯絡窗口，也因此一樓大廳的平面，被設計成一個﹁人潮洶湧流動﹂的空間，沒有任何地方給行人﹁坐﹂，以免人群駐留。若要逗留，那麼就必須上去二樓﹁逛﹂金華百貨，成為消費者。這樣的空間規畫，自然也排除了窮人但居無定所的人，可以在此長時間停留，例如乞丐、遊民、鄉村來的移民、流動攤販，因為在窗几明亮、開放空間偌大的設計中，任何﹁不合時宜﹂的行為或人士會隨時隨地遭受眼光的監視。
菁英規畫的空間的破綻
但由權力擁有者所規畫的霸權空間，也會產生破綻的。我們現在看到的台北車站場景，已經跟原先的規畫有極大的落差。周一到周五的時間，祇看到冷冷清清的旅客在偌大的空間中遊蕩；到了周末，人潮確實洶湧，但卻不是權力菁英想像的台灣城鄉移民流動，而是大量的外籍移工的造訪。這種想像的落差，主要來自於結構性力量的拉扯：長途旅運，有高速公路、航空公司的競爭，短途旅運，有私人車輛的取代，使得鐵路運輸失去吸引力；台北市的新興商業中心，也由城中區轉移到東區，加上捷運的開通，人潮的流動轉向地下。這些因素都使得原先規畫的火車站空間利用無法實現。
但台北火車站與周遭空間的規畫者，可能從沒想過，該地點可以成為外籍移工的主要聚集場所。全國各火車站附近容易成為外籍移工聚集的場所，是因為地區公車基本上都會以該區域的火車站為終點，在鄉村地區工作的外籍移工，不需瞭解複雜的巴士路徑，就可抵達。此外，火車站做為一個開放的公共空間，提供了免費但安全的聚集場所，加上周末祇是短暫的一天休假，並不會在此地的長期停留，短暫的聚會或者逃離雇主的監控，在匿名性高的空間活動是最自由的了。
新移民的常民生活空間
現在台北火車站的二樓，不復是人潮洶湧的金華百貨公司，反倒成為台北最具異國情調的商業空間。這裡的﹁異國情調﹂，不是台灣人習以為常的﹁浪漫巴黎﹂、﹁情定紐約﹂、﹁風情東京﹂等第一世界都會的造作模擬，而是活生生、具體實在的常民休閒兼購物空間。
那裡大概有三類的商店：主要以外籍移工為客戶的商店，如原來母國所產製的生活用品、家鄉味小吃、流行的音樂ＣＤ、幫忙匯款回母國的銀行，或者寄送東西回家的物流運送公司等；第二類的商家是混合式做法，保留原有台灣餐飲商品的同時，也增加東南亞各國的餐飲，以提供假日大量聚集的移工飲食所需；第三類則維持以台灣人為客戶的商店。外籍移工在此地，一方面逃離了雇主的監控，可以自在地做自己，即使不做什麼事情，祇要留在那裡獲得片斷的閒暇，都是一種解脫。另方面與朋友相聚，逛街、吃家鄉食物，都是確認自己還是菲律賓人、印尼人、越南人的身分認同。
二○○三年起，車站一樓大廳的空間利用亦出現了部分的轉變，除了新增加的消費性商品的商家攤外，外籍移工的消費空間也逐漸由以商業活動為主的二樓樓層增加到一樓的開放空間，如祇承租假日時段的手機、貨運公司攤位，其商品販售的對象以在台灣的外籍移工為主。
弱勢畫出自己的空間色彩
台北火車站一樓空間的設計，如售票亭、站長室、鐵路警察局、文化走廊、寬敞開放空間的保留等配置，一直想要創造交通順暢、法治規矩、中華文化的空間意義，但隨著消費性商品攤位的進駐，外籍移工需求商品攤位的出現，原有的空間意義因此而被改寫。
雖然所有的空間，都有著權力菁英所想像、規畫的規範與紀律，但並可以完美無縫地密合想像與現實，當有不同的政經力量拉扯時，破綻就可能產生，弱勢者也可趁此而去改寫空間的意義，去畫出自己的空間色彩。
(本文作者為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剪報]我從不後悔幫他辯護——張志輝辯護律師林永頌專訪
醫生、律師、宗教慈善家大概都會遇到「這個人該不該幫，該不該救」的困境，陷入如何是好的矛盾中。
我們之所以不願去幫去救，多半有了一些考量，像是「他是壞人」、「他是外人」、「他和我有利害關係」而躊躇了自己的腳步。可是人有善性，純然的善性萌發迸射，是沒有任何考量的－－當下眼見耳聞眾苦，因而發心動念有了慈悲，這是多麼珍貴！何忍去打消這樣的心呢？
醫生救人為先，其人之罪惡另外有律法去處理。有人說本土為先，自己國內的苦難都救不完，何必救到外國去？因為悲人之苦，行動的人已經去行動了，那些覺得國內做得還不夠的人，由你來登高一呼，你來關懷國內的人，這也是美事一件。助人是好事，不必要這樣去起分別心，大愛無國界嘛。
有時候，因為社會評價的不同，也會讓我們對於該怎麼做，再三斟酌。孔子告訴我們，對於眾人之所好與眾人之所惡，我們從旁取捨的評斷標準應該是「好（去聲）其善人所好（去聲），惡（ㄨˋ）其惡人所惡（ㄨˋ）」。（見《論語》：「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人的好惡常因時空環境不同而有異，例如說因為他的鄉愿、施小慧，人皆喜愛；或有遠見，為了公義卻被群起攻之，亦所在多有。誰能真正評斷一個人呢，因此在下決定時，總陷入兩難。可是當眾人皆曰可殺的人出現，我們該怎麼做呢？
司法改革雜誌的這篇文章中，這位林永頌律師，正面對這樣的兩難：白曉燕案的張志輝大概有很多人都認為該死，但他還是承擔了義務為張志輝辯護的工作。翻案的官司不好打，站在反方也要承受外界的質疑，不過從林律師的信仰所帶給他的「愛」與「公義」的力量，他願意去關懷弱勢者，他願意去逆反眾人的偏見，為他的案主抗爭，這也是要勇氣的。從專訪中，我們除了對受害者付出關心，也該對嫌犯的未犯罪家人給予合理的對待－－趕盡殺絕，只會讓罪惡永遠不能消失。
「眾人皆曰可殺，何如？」只要能獲得合理的對待，公平的審判，罪人伏法，也才會心甘情願，而這樣的正義，也才能夠灼然挺立於世，受人肯定。
底下是這篇專訪：
資料來源：南方文章海
[@more@]採訪、整理：陳玉梅（司法改革雜誌主編）
（文章來源：司法改革雜誌54期)
當年白曉燕案，因為沒有人願意幫忙張志輝辯護，他幫他辯護，而且一幫就是六年，很多人不解，陳進興這麼壞，他的家人一定也壞透了，為什麼還要幫這種人辯護？即使有人認為「陳進興殺人，不表示他的家人張志輝也是壞人」，也還是會覺得，他可以把心力拿去幫別人，為什麼要幫他？
這些問題，多年來，林永頌律師回答了無數次，他說，當時看張志輝可能被冤枉，但是他沒錢請律師，也沒人願意幫他，所以他就義務接了這個案子。林永頌這個理由也釩雃h人沒有被說服，但是只要看他過去義務辯護的對象就知道，他重視冤案不是沒有道理的。他是冤案張方田、盧正及徐自強的義務辯護律師，這些案子被判有罪的共通點都是：沒有任何證據，只憑自白。而且盧正在監察院調查有無刑求期間，就被槍決了。
林永頌其實只是想幫助最微小的人，因為這種人沒有資源，不幫忙他就是把他逼到社會的牆角，只會造成更多的犯罪。他說：「張素貞、張志輝都是社會邊緣人，國中畢業就沒有再讀書，毫無社會地位可言，如果我們任由社會邊緣人遭受種種不公的歧視待遇，不把這些人當人來看，我們要如何期待一個人性的、講正義的社會？」
可是當陳進興殺人那天起，就註定張志輝很難見容於這個社會，林永頌即使再怎麼想幫他，也很難改變這種社會的負面烙印。張志輝後來真的殺了人，林永頌究竟怎麼看待他六年來，為張志輝做的努力？林永頌認為，在白曉燕案中，張志輝確實是冤枉的，就該還他清白，否則受刑人的家屬更容易因處境惡劣，而有偏差行為。可是當張志輝後來殺了人，他會覺得過去六年做的都白費了嗎？林永頌說：「我很遺憾沒有帶給他深刻的改變。但我從不覺得我當年做的是錯的事，如果說上帝是愛與公義，我就是用實踐去體會這些，就像我當年對張志輝的付出是一種愛，但對法院的不公平裁判，我就用抗爭對抗，這是公義。」林永頌娓娓道來，作為一個律師，他的關懷以及這些年面對很多質疑與批評時，他的心路歷程。
問：可否談談當你知道張志輝殺了人那一刻，你的感受？你對這整件事情的看法？
答：我每天早上都看晨間新聞，那天早上，一看，「耶，張志輝怎麼這麼大字出現在電視上，他又出了什麼大事？」我內心很疑惑，後來知道他殺了人，我覺得很遺憾，前面他是冤屈，可是為什麼後面，他要犯這樣的案，而且是犯了很大的錯。
當然他自己的錯，他要負責，可是社會在討論這件事時，其中一個思維是開始懷疑：前面的白曉燕是不是他幹的？這麼兇殘，說不定前面就是他幹的！這種思維也是可以理解，你看這個人這麼壞，但是還是要講證據，你不能說後面是他做的，前面就是他做的，因為不管往前推、往後推都只是推論。一般人沒有看當證據，很容易就這樣想。
一個人犯罪當然是不對，當他了殺人，除非他心神喪失，否則他就是有自由意志，要自己負責，但是我們應該盡量降低造成這個人犯罪的間接因素。有人曾說，一個犯罪者，他的下一代犯罪的機率比一般人高二、三十倍，我們這個社會若只是一味譴責，沒有另一方面的幫助，這種家庭通常社經地位比較低，若他又被抓去關，沒有賺錢，家中經濟會更壞。而且若這個家庭再被指指點點，標籤、社會的排斥是非常大的，以張志輝為例，他前面的冤屈是很清楚，我不會認為他後面犯罪了，前面的就不是冤屈，只是可惜。
◆媒體未審先判
當然張志輝不能因為前面有冤屈，他後面就可以殺人，沒這種道理，不過前面的冤屈對他確實有影響的是：當他先被關，一審被判無罪出來，二審判有罪又被抓去關，更二又放他出來，他第一個要辦的事，就是太太要跟他辦離婚，要帶走小孩。社會壓力這麼大，他太太想離開他，其實也很難苛責她。張志輝一出來就發現自己「嘸某嘸子」；而且一講到陳進興，大家的印象就來了，張志輝找工作也很困難，因為臉孔已被媒體曝光，而且媒體早已審判了他，其他人殺人新聞不會這麼大條，張志輝殺人特別大條。
從道德法律來看陳進興很壞，但知有我，但知有家庭，其他都不是人，這是不對的。但是他的家人就一定壞嗎？他有一個小孩長相很像陳進興，那個孩子去托兒所，一個家長知道，就不讓小孩在這個托兒所；有一次大家一起玩，一個小孩知道他爸爸是陳進興，還把他推到池塘裡。犯人的小孩就一定壞嗎？他就遺傳父親兇殘的殺人手法嗎？不一定。
張素真的媽媽就更遠了，可是她在台北縣賣麵，人家知道他是陳進興的丈母娘，沒有人要跟她買，搬搬搬，搬到龍潭去。張志輝不管有罪無罪，媒體都很有興趣，所以只要一判，就來問我他們住哪，我都不講，可是記者都是無孔不入，跟水銀一樣厲害，麵攤一照，麵不用賣了，你可以說這是媒體自由，可是新聞自由到這個程度，是把犯罪家人逼到牆角，這種無限波及的結果，影響很大。
陳進興後來在看守所，牧師跟他傳教，有人在民意論壇就說，「如果他可以上天堂，我天堂才不去。」我曾多次在教會的婦女團契聚會中問她們：「陳進興很壞，大家都知道。如果他真的悔改（當然只有上帝跟他自己知道），你認為上帝會不會原諒他？」那時媒體效應還非常大，有人舉手，但不多。
當然有人會馬上想到：有這麼便宜嗎？當然他的法律代價是死刑，我們指的原諒是宗教的，雖然他沒做好事，但基督教說的是只要真心悔改，上帝就會原諒他，因為我們在上帝面前沒有一個人是及格、聖潔的，只要你悔改，上帝就視你為聖潔。就像耶穌定十字架時是冤屈的，他旁邊兩個強盜，其中一個悔改，他也沒做什麼好事，可是耶穌赦免他。這個故事教徒都很清楚，可是連教徒都不認為上帝會原諒他。啊，一個牧師娘照顧陳進興的小孩，結果教徒譁然，「唉，妳怎麼照顧壞人的小孩？」
站在法律的角度，罪人要懲罰，要改變，這都沒問題，但是可惡的是罪，不是罪人。我們不講宗教，以一般社會來說，我覺得大家是「不用付代價的正義感。」碰到這種事，大家坐在電視前在那裡剉、在那裡剿，可是有多少人願意對被告家屬關懷。被告抓去關沒錯，但是也是希望他改變（除非他判死刑），社會才會安定，但媒體這樣播、一般人這樣剿，這種對社會的關懷，不用付代價。
◆降低犯罪，關心弱勢犯人家屬
一個二十一世紀的現代台灣人，如果你真的關懷台灣的安全，除了懲罰犯罪，他在監獄裡有沒有受到好的改變的可能性，大家要關心付出。出獄的人，大家有沒有給他機會？大家不去探討這些問題，只是說，「這不對，那不對的」，陳進興是一個「阿嬤子」（祖母養大的孩子），他的行為偏差、認知偏差，家庭破碎導致他犯罪，我們為這種家庭付出多少？不用付代價的正義感，不必了。大家要多一點悲憫，多一點關懷，這樣才不會把社會比較弱勢的人（這些人也釵b強姦打人時看起來可能很強，但是在社會階層都是比較中下的），逼到死角，努力降低犯罪是很重要的。
有人說，你都關心被告、被告家屬的人權，你就不關心被害人嗎？當然不是。但是你不宜說：有被害人，所以被告人權不用提。你不能說有被害人，所以被懷疑殺人的人他是否可能冤屈，就不用提了。頂多是說，這件事確實是這人幹的，被害人很可憐，所以被告刑期加重。但是是不是冤屈和被害人很可憐無關嘛。就像蘇建和案，被害人很可憐，但是這三人有沒有犯，跟被害人是否很可憐不一定有什麼因果關係。只是若是他們三人幹的，他們會被判比較重。
被害人這個議題不是不談，只是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司改會確實接觸比較少，因為後來是官方在推，我們才去推法律扶助法，但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官方弄不起來，因為沒有那種熱情，也不積極。我們很支持對被害人這邊的保護或是訴訟權利，法律扶助法就是其中一個，我們現在幫助很多被害人，或是權力被剝奪的人。
問：你跟張志輝有什麼私底下的互動嗎？
答：其實不多，因為大部分他都是被押著的，除了看錄影帶的時候，到了他出來，更二時，這案子都很熟了，也不需要跟他討論什麼？見面也不是這麼多。一審他被判無罪我才真正接手，那時他和姊姊在外面，我有送聖經和荒漠甘泉給張志輝和張素貞，錄影帶有一幕是他太太來看他，其實他有比較懦弱的一面，他太太就指控他不負責任，年輕時愛打電動玩具，人總是受到一些影響嘛。他姊姊張素貞是家裡的支柱，張志輝等於是精神上依賴著姊姊，我一直沒有看過他們的爸爸，可是我都沒有問，他們都到國中就沒讀書了，很早就出社會。可以想像家庭一定不會很好。
我感覺張志輝他最痛苦的是離婚的事，但是我們也無法幫他挽回什麼。我們跟當事人之間不會走的那麼密，見面就是談案情，除非他是婚姻小孩的官司，協談會多一點。否則一般這種刑事案件，坦白說，沒這麼多時間可以處理這樣的事。
問：當初你為他義務辯護六年，總是希望他能往好的路上走，可是後來他竟殺了人，你會不會覺得做這件事沒有意義？
答：你當醫生可以說這個人來急救，你把他救起來，他後來又死掉了，那我那時候不應該救他，沒這種事吧？救人能夠說他十年後可能會死，所以不要救他嗎？沒有這種事。當然，你會救錯是一回事，但絕對不能說這人可能是壞人，他生病，你就不救他，所以你也不能說他以後可能犯罪，所以現在不要救他，因為現在救他是合理的。
◆遺憾沒能改變張志輝
你說有沒有遺憾，當然是有，我最大的遺憾是沒有把good news給他，傳福音，改變他生命的信仰。或者說不要講宗教，我沒有帶給他更深刻的改變，這是我的遺憾。但是這從不會影響我覺得「啊，當初為什麼要去幫他？」或是覺得幫他不好。我獲得的價值很多，我接這個案子時，是因為陳進興夾持南非武官時，謝長廷答應陳進興若願意放他們，他願意幫他的妻舅辯護，謝長廷後來拜託我，我應該幫他完成，這也是信守社會承諾。更何況當初我們認為這個案子可能有問題。因為社會矚目的大案件，有破案的壓力，就有可能多抓一些人，或是抓一些錯誤的人。
我記得，那時我有點知名度，曾有個會計師自問自答：林永頌怎麼會接這個案子？很疑惑，我沒有跟大家說，我這是義務辯護，後來他覺得「即使壞人的家屬是否犯罪，也要講求證據。」
問：對於有前任調查局人員和檢察官出來說，認為你辯護錯了，結果張志輝後來殺人了，你的看法？
答：當時我是想凸顯：壞人犯罪，他的家屬不能誅九族吧。而且媒體審判是錯的。後來調查局那些人因為刑求都被處罰。當時，張志輝在高院，那個法官都不聽不看錄影帶。我們看了覺得有很多問題，他也不理我們。後來上訴到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更一審時農曆年快到了，最高法院於是發回高院說，法官錄影帶都沒看啊，張志輝說：「你看我這冤屈啊，我講的沒錯啊，沒剪的都這麼凶悍了，更何況剪掉的是最嚴重的刑求，逼我啊，那要不要告調查局的人？」我說：「不要啦，不要去告調查局的人啦，快過年了，給法官好印象，趕快出來比較重要。」
那時他被判無期徒刑，不會更壞了，也不會判他死刑，他都不怕了，我怕什麼，好，我們就去去監察院陳情，監察院調查後，這些調查局的人自請處分，所以調查局對我恨的牙癢癢的。
張志輝殺人後，也有媒體邀我上去講，但法律扶助基金會忙，我實在沒時間去。也釦琱W去講，媒體報導可以平衡一些，但是我覺得他們要亂講就讓他們亂講吧。其實張志輝後案，是錯的，之前對的時候，該講的我都講了，後面就算了。我覺得調查局那些人都是有紀錄的，大家都被懲戒了，當然他們的懲戒不是我的喜悅，但要給人民的是正確的法治觀念，壞人的家屬不一定是壞人，要講證據；辦案不能刑求、逼供。
問：你對白冰冰的看法？
答：白冰冰當初講的很難聽，「謝長廷、林永頌不是壞人，不是好人，他們不是人。」可是我從來沒有譴責過白冰冰，因為他一個女兒因陳進興的關係，平白無辜這樣慘死，尤其她這樣的家庭，期待都在女兒身上，她的痛苦是一定的，他會恨也很可以理解，把不是被告也當成被告，無限的擴充，認為幫助陳進興家人的都是壞蛋，這種種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
◆恨是綑綁自己不是綑綁別人
台灣社會是個很壓抑的社會，經常都用怨恨、報復來看事情，因此要要求被害人昇華是很困難的。但恨不是綑綁別人，是綑綁自己，被害人這樣其實是更可憐。我覺得白冰冰可以不認同我，但應該不用到攻擊我的地步。當然他攻擊我，我是笑一笑，但我覺得他可以更走出來一點點。
當然要他饒恕加害人是不容易。但是一直被恨所綑綁，無限的攻擊，也不會讓他的痛苦更舒服。當然我不會批評他，因為我瞭解她的心情。我知道有人攻擊她，但我覺得這是不公平的。她攻擊我，我笑一笑，大家應該體諒，否則怎麼辦？我是沒有機會跟他對話，否則我願意跟他對話。
問：做一件與社會大多數人看法不一樣的事，你如何面對批評的壓力？
答：我是個基督徒，我覺得你要清楚你做的事是對誰負責。如果你對眾人負責，那眾人批評你，你怎麼還不緊張？但我是對我的上帝負責，而且我相信上帝是愛和公義。所以現在作的事，即使被罵，我也能承受。
我當初幫張志輝義務辯護時，我一個堂哥跟我媽說，「永頌是沒賺錢是不是？還是被謝長廷騙了，怎麼會接這種案子？」那時他不知道我是義務辯護。我常在教會講司法改革，我姑媽說我一定要告訴他為什麼，否則人家問他，他不知道怎麼答？我太太剛開始也覺得雖然張志輝有冤屈，但為什麼不幫別人，要幫他？後來看了電影〈綁票疑雲〉，看到那個主角，大家明知他有冤，卻因利害關係不出手相救，最後看他一步步被送上死刑台，她很震撼，才說，「好啦，我不反對。」
◆ 選擇與弱小的人站在一起
我也知道很多人疑問，很多人反對，但是我覺得上帝的喜悅比一切重要。耶穌說，跟隨他的人，背著十字架，跟著他的腳蹤行，但是基督徒講愛跟公義，不是光用講的，要付出啊，需要透過這樣的實踐過程，才能體會，唯獨跟這些弱小的人在一起，有機會去幫助他們，才會看到基督的愛與公義。
就像我當初對張志輝的付出也是一種愛，但是對於調查局和媒體的審判，法院的不公平裁判，我是用抗爭對抗，就是在講公義，這些都要付出代價。我會被罵、被誤會，這要問自己信的這個宗教只是為了得平安和福氣嗎？其實真正的平安和福氣是當你付出，看起來好像損失了、有壓力，可是這時你才真正得到。就像德雷沙修女就是在過程中真正得到平安。
就像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到四十五節耶穌說的，你做在最微小人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這對我都是很深的價值影響。
為什麼我對有權勢的人很凶悍，對弱勢的人很關懷、很悲憫。我學耶穌。當他看到人假冒偽善，他的攻擊是很嚴厲的。若是被社會撇棄的人，生病、瘸腿，甚至犯罪的人，他接納他們，他要表達的是，有權勢的人，其實有更多的機會。
其實這麼多年挫折很多，很多事不一定像我所想的這麼順利，像盧正被槍斃，我受挫才大，他姊夫當時打電話來時是我接的，說他已經被執行掉了，那衝擊真的很大（按：盧正因經過兇案現場被控殺人，但現場採集的指紋和血液都不是他的，連在後車行李廂搜出，被指控是勒斃被害人的的鞋帶，也跟被害人脖子上的紋路不同，法院最後僅憑遭刑求的自白書判他死刑。盧正在監院調查是否刑求期間，遭槍決）。那個晚上我講不出話來，睡醒以後，我馬上通知他家人北上，想下一步怎麼做，要不然怎麼辦？他們來都在哭，盧正他爸是個老芋仔，可是我們覺得監察院要繼續陳情，雖然後來也不能做什麼了，但至少監察院說他是對的，也算是個平反，否則要怎麼辦，至少盡力了。老實說，那受挫比張志輝還大。
當然我們不是每件都能幫得上忙，但是我們盡量陪這些人走一段。累積這些，更讓我們瞭解廢除死刑以及司法改革的重要。這些年來挫折很多，但當你歷練愈多，你就知道社會更需要你。
先有仁心，才有仁術
這年頭，講道德似乎成了件迂腐的事，因此大家的要求都退而求其次。邱小妹妹送醫延誤之事，當事人很在乎被說是沒醫德，剛開始時，我認為邱小妹是父傷在前，找床協調上無可奈何，不得不然的倒楣人，心中雖為邱小妹難過，為之祈禱，卻也不想苛責醫生。不過事態的發展是有人說謊，明明根本沒去看病人，還大言不慚「做了努力」，如此而謂「有醫德」，我很不以為然。本來到底該做到什麼程度，才算是有「醫德」，應該要看個人的體認與實踐，每位醫生會有他個人的尺度。但我覺得還是該有個準則可以判斷。
我是覺得，「醫德」兩字，但看是否能有「仁」心－－能把人擺第一位，就是個仁心。孟子說：「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那麼沒有了仁心的醫生，豈有仁術可言？
李家同先生的讜論，讀來令人感動，我自己的想法套句 孫中山的話：「立志做大事」，孫中山固不反對當官，但其目的是能做官是個有助於做大事的途徑。同理，學醫固不必要求醫生必須安貧樂道，讓醫生賺大錢有什麼關係？重要的是「存心」－－心中該把人擺第一位。
以下引述李家同先生於93/1/19聯合報民意論壇發表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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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快地說出：學醫多為賺大錢
李家同╱暨南國際大學教授（新竹市）
我們國家發生了一件令人難過的病童人球事件，我們雖然不要嚴厲指責什麼人，但我們實在忍不住要檢討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原因很多，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只有一個：醫生們沒有非常認真地照顧這個可憐的孩子。
醫生該是什麼樣的人呢？很多五六十年前的電影裡都有醫生出診的鏡頭，不論風雨多大，路多難走，如果病人需要醫生，那位鄉下醫生總會拿著一個手提包來看病人。鄉下醫生一直是電影裡最受尊敬的人，也是當地最被人信任的人。
可是，我們再也看不到這種鏡頭了。醫生仍是我們尊敬的人，至於他是不是我們可以絕對信賴的人，很少人想這些。在鄉下，一定有很多醫生仍是鄉民們信賴的對象，他們知道這些肯在鄉下工作的醫生們一定會很關心他們的病；至於在城市裡大醫院裡的醫生呢？我們實在無法奢求他們關心我們，我們只能希望他們在看病的時候，很認真就可以了。
有一次，我和我太太到北海道去玩，到達了一個非常偏僻的小鎮以後，我太太忽然得了暈眩的毛病，導遊將我們送到鎮上唯一的醫院，當時是周日晚間，急診室裡只有幾個老先生和老太太，看來是來聊天的，值班的醫生說要降下血壓，血壓是降下去了，可是暈眩照舊，於是他決定打電話叫另一位醫生來，那位醫生雖然很快地從家中趕到，卻醫不好我太太的病，最後第三位醫生被叫來了，他的藥真靈，藥到病除，我太太不久就可以走動了，第二天照常旅遊。
病醫好了，問題又來了，醫院的會計回家去也，無法接受我們的錢，醫院裡面的人一副無所謂的表情，他們說你們明天來付錢就可以了。也沒有扣留任何證件，如果我們一溜了之，他們也毫無辦法，我只記得我們將錢交給了旅館的櫃台，櫃台收下錢以後，如果不交給醫院，我們也無可奈何，但是這是一個互相信任的地方，別人信任我們，我們也應該信任別人。
這使我想起我在花蓮買東西的經驗，我要買一個大哥大的旅遊充電器，那家店沒有，但店主願意借我一個，他不知道我是誰，可是毫不猶豫地借給我用，只要求我明天還他。我當時感覺真好。
有一次，我在巴黎大瀉肚子，幾乎瀉得不成人形，我當時遇見了一位寮國去的華僑，他帶我去看一位女醫師，那位女醫師事後沒有要我一分錢，因為我沒有法國的健保，而她只會收健保的錢。當時她也是一副無所謂的表情，好像替人看病沒有什麼了不起，不收錢乃是正常的事。
我還記得我跑去巴黎一家二十四小時營業的藥房買藥，賣藥的小姐看我要買的藥，知道我情況緊急，立刻拿了一杯水給我，叫我立刻吃一顆藥，這位小姐好漂亮，我到現在都還記得她。
醫生如果成天想賺大錢，只有富有的病人會受到非常好的照料的。因此，我們不妨看看我們的社會真相，為什麼這麼多人想做醫生？是因為他們對醫學有興趣嗎？恐怕不是吧！我們必須痛痛快快地說，絕大多數的年輕人投考醫學院，是因為做醫生可以賺大錢。
這次事件中，最令我注意的是一位醫師的話，他奉勸年輕人如果想賺大錢，應該去做電子新貴，不要來做醫生。不論想做醫生，或是電子新貴，如果我們的下一代菁英份子，如此地只看到錢的重要性，我們實在該感到憂心的。考上醫學院的是最聰明的孩子，如果他們去念數學系，一定可以大有成就，我們國家之所以一直沒有很多傑出的數學家，還不是因為聰明的孩子只想賺錢。
一旦學醫的動機出了問題，醫生逃避兵役也就不足為奇了，這是必然的事，不值得大驚小怪也。
雖然如此，我們認為只有少數的醫師是如此地不盡責，絕大多數的醫師們仍在盡心盡力地照顧病患，我們不該一味地責備醫師，而應該好好地檢討我們的功利主義，為什麼我們的媒體成天介紹有錢人成功的故事？好像只有富人才是社會上最傑出的人士。聰明的孩子有時不一定死命地要進醫學院，而是父母們壓迫他們去念，去念醫學院，可以賺大錢，在社會上也有地位。只要這種極端的功利主義存在一天，考醫學院的動機就不是救人，人球事件就仍會發生。
我們整個社會的拜金主義已經到了應踩煞車的時候了，取而代之的應是某種程度的理想主義。有一次，我到一所師範學院去評鑑，這所師範學院出示一張表，表上都是這所學院畢業的傑出校友，他們都是做大官的。這是完完全全的不談理想主義，因為那些肯到偏遠地區為孩子們教書的校友們，一定在他們的失敗校友的名單之上。
看來，邱小妹妹是很危險了，我們一定有很多人為她祈禱，希望她能脫離險境，我們其實更應該為我們的社會，希望我們的社會多一點理想主義，少一點功利主義。如果情形一直惡化下去，我們一方面會有更多的人球事件，也會有更多的博達案子，不僅有很多病人會受害，也會有好多無辜的投資人會大吃其虧。我們鼓勵極端的功利主義，一定自食其果也。
【2005/01/19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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