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份: 2007 年 1 月

【聯合報／張作錦】

孫中山140周年誕辰，北京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紀念大會，又開了學術討論會，很多省市也分別辦了紀念活動。儘管如此，還不能說是「孫中山熱」，只是有些「餘溫」。餘溫的好處是不激情，所以也就不矯情。因為心無牽礙，就能安安閑閑閱讀過去和現在有關他的資料，慢慢的回溯他平生一些大小事。

現代人被政治人物欺騙多了，就發展出一套自衛的本領：察其言，觀其行。即使尊如「國父」的孫中山，也要以他往日的點滴行為，來證明他的人格今天是否仍舊偉大。

中山先生一生到過北京三次，第一次是1894年夏天，偕陸皓東自廣州到天津，想上書洋務領袖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陳救國之道，但未蒙接見。孫先生與陸皓東乃轉往北京「以窺清廷之虛實」，看到「滿清政治下之齷齪，更百倍於廣州」，就決心革命了。

1912年，孫中山應袁世凱之邀赴京共商國事。據是年9月2日上海《民立報》報導，孫先生抵京後，袁世凱特諭軍警部門，凡孫先生出入，除派馬隊侍從外，沿途均派軍警護衛，斷絕交通。

這項安排孫先生並不知情，他外出途中「人跡罕見」，深覺詫異，詢之接待人員，始知內情，他就說：「鄙人雖係退位總統，不過民國一分子，若如此，即非所以開誠見心，且受之甚覺不安，應即將隨從馬隊及沿途軍警一律撤去，俾得出入自由。」此事聞之於袁世凱，袁以恭敬不如從命，遂飭令將軍警撤去。

1924年10月，馮玉祥等推翻曹錕政府，孫中山接受邀請北上商討國事。12月4日由廣州抵達天津，當夜發病，留津醫治，12月31日扶病自津抵京。

據上海《民國日報》及《申報》報導：「下午四時許，專車抵達前門車站時，受到北京各界二百餘團體約三萬餘人的熱烈歡迎。」

鹿鍾麟寫過一篇〈孫中山先生到北京的時候〉，載於1956年11月5日的《團結報》：「當時，我是北京的警備總司令，奉馮先生（馮玉祥）命令，歡迎孫先生，並負責保護。我很擔心對孫先生難盡保護之責，就驅車跑到永定門車站，想請孫先生在那裡下車，免得發生意外。孫先生躺在車中，面容憔悴，說明他的病已經是很重了，但是他不同意我的安排，他說：『我是為了學生們為了民眾而來的，請不必擔心，學生擠著我也是不要緊的。』真出乎我意料之外，車進揚旗，學生的秩序立時就自動整理好了。每個人都嚴肅而恭敬地站在那裡，一動不動，也沒有一個人說話。」

樂於接近群眾，是孫先生平民化、民主化的本性，自自然然的流露出來。

1925年開年，孫先生的病更沉重了，請了不少醫生到他下榻的「北京飯店」為他診治。一位德國醫生勸他住進東交民巷的德國醫院治療，以廢除不平等條約為平生職志的孫先生回答：「東交民巷是租界，我不去。」後來住進「協和醫院」開刀，但仍不見起色。有些親友力勸他服中藥，他認為自己學西醫，怎能不信西醫？最後情不可卻，勉予同意，不過他說，住西醫院而偷偷服中藥，是不以誠待人，堅決主張出院服中藥。

中藥也未能治好他，3月12日辭世。24日在中山公園公祭，瞻仰他遺容及弔唁者七十四萬人。

由汪兆銘筆記的孫先生遺囑，分國事與家事兩部分，「國事遺囑」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國人皆能誦記。其實，「家事遺囑」在今天看來，可能更有意義。它說：

余因盡瘁國事，不治家產。其所遺之書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慶齡，以為紀念。余之兒女已長成，能自立，望各自愛，以繼余志。此囑。

不管在位時間長短，孫先生總是一位總統，權力在握，而且歷年在海內外為革命募了巨額款項，多由他個人經手，但臨終時身無長物。對照今天豪門家族之貪腐，高官與巨商聯手牟利，能不教人嘆息長思。

凡是有資格走進歷史的人，都應該稍存一點歷史褒貶的「後顧之憂」吧！

【2007/01/11 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