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出處：南方文章海
[@more@]
文/王宏仁(本文為新新聞933期推薦文章)
小學時候，父親因為工作關係，從台東調職到台南，一群小孩也必須在學期中跟著轉學。第一天爸爸帶著去見老師，安排好座位，第二天開始我就必須一個人自己上學去。轉學的一個月之內，每當我走到教室旁，就會彎下身，從窗戶下的木製氣窗偷瞄教室內正在早自習的同學。大概看了好幾分鐘後，才鼓足勇氣，走入教室。
為什麼會害怕呢？原因之一，當然是周遭環境的不熟悉，但更可能的因素，應是教室這種密閉的空間設計，加上學校的生活規訓，讓自己害怕進入那樣的空間。轉學過來的小孩，算是一個小移民，對於新環境完全不熟悉，而離開溫暖的家後，到一個陌生、完全不清楚的地方，又必須去遵守還不熟悉的空間規矩，緊張的心情可想而知。這可看出，空間不是﹁空﹂的，可以讓人隨意進入的，必須把自己調整到符合空間定義的紀律，才可能會覺得自在放鬆。
人類所有的活動空間，都有著社會規範的痕跡。在不同的空間中，我們也很清楚地知道要如何表演，才不會﹁演出失常﹂。例如在教室裡面，我們大概不會在上課時間中大聲講話；在戲院裡面，不會大喊﹁失火了！﹂；去國家音樂廳看表演，我們不會穿著脫鞋進場。但當我們進入一個不熟悉的空間時，我們卻開始有點手足無措，看看校園內的人，大概一眼就可以看出哪些人是新生，為什麼？因為他們對於校園空間的社會規範還是有點緊張、害怕表演失常。
進入屋子前先檢查階級地位
在越南田野調查時，發現出外最困難的事情，是去搭乘公車。主要是不知道不同路線的公車跑到哪些地方，更何況我對於河內或胡志明市不是很熟悉，即使有畫著路線圖，也搞不清楚東南西北方位。而外國朋友來台灣搭公車，那困難度更高了：不僅搞不清哪些路線，連上公車後，要交多少錢都難理解：到底是上車給錢？還是下車給？而為何有時要給兩次？
這些空間裡面的規範，都是為了維持特定人士在此空間的權利與義務，因此要進入這些空間的人，就必須先學習空間所設定的規範。也因為如此，某些空間的設計，就會預先規畫好，已變排除特定人士的進入與使用。最明顯的例子是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之類的規定。例如台北市立圖書館的使用規定這樣寫：﹁進入館內須衣履整潔，保持安靜，維護環境清潔，不可有嬉戲追逐、隨地吐痰、吸菸、飲食或其他影響閱讀之行為。﹂這樣的規定，已經排除了街頭遊民、乞丐、嬉皮、穿睡衣、赤腳：：：等的人士進入。當然，在更早的時期，女性跟寵物一樣，是禁止進入圖書館的。這是典型的一種社會排除：﹁進入屋子前，先檢查你的階級地位﹂。
近代台灣的空間規畫上，許多是國家官僚配合資本的需求，而設計出特定的空間供特定人使用。例如我們看到龐然怪物的火車站是一九八○年代的設計，當時規畫該區域為整個台北市的商業中心，並且成為全台灣各地到台北的聯絡窗口，也因此一樓大廳的平面，被設計成一個﹁人潮洶湧流動﹂的空間，沒有任何地方給行人﹁坐﹂，以免人群駐留。若要逗留，那麼就必須上去二樓﹁逛﹂金華百貨，成為消費者。這樣的空間規畫，自然也排除了窮人但居無定所的人，可以在此長時間停留，例如乞丐、遊民、鄉村來的移民、流動攤販，因為在窗几明亮、開放空間偌大的設計中，任何﹁不合時宜﹂的行為或人士會隨時隨地遭受眼光的監視。
菁英規畫的空間的破綻
但由權力擁有者所規畫的霸權空間，也會產生破綻的。我們現在看到的台北車站場景，已經跟原先的規畫有極大的落差。周一到周五的時間，祇看到冷冷清清的旅客在偌大的空間中遊蕩；到了周末，人潮確實洶湧，但卻不是權力菁英想像的台灣城鄉移民流動，而是大量的外籍移工的造訪。這種想像的落差，主要來自於結構性力量的拉扯：長途旅運，有高速公路、航空公司的競爭，短途旅運，有私人車輛的取代，使得鐵路運輸失去吸引力；台北市的新興商業中心，也由城中區轉移到東區，加上捷運的開通，人潮的流動轉向地下。這些因素都使得原先規畫的火車站空間利用無法實現。
但台北火車站與周遭空間的規畫者，可能從沒想過，該地點可以成為外籍移工的主要聚集場所。全國各火車站附近容易成為外籍移工聚集的場所，是因為地區公車基本上都會以該區域的火車站為終點，在鄉村地區工作的外籍移工，不需瞭解複雜的巴士路徑，就可抵達。此外，火車站做為一個開放的公共空間，提供了免費但安全的聚集場所，加上周末祇是短暫的一天休假，並不會在此地的長期停留，短暫的聚會或者逃離雇主的監控，在匿名性高的空間活動是最自由的了。
新移民的常民生活空間
現在台北火車站的二樓，不復是人潮洶湧的金華百貨公司，反倒成為台北最具異國情調的商業空間。這裡的﹁異國情調﹂，不是台灣人習以為常的﹁浪漫巴黎﹂、﹁情定紐約﹂、﹁風情東京﹂等第一世界都會的造作模擬，而是活生生、具體實在的常民休閒兼購物空間。
那裡大概有三類的商店：主要以外籍移工為客戶的商店，如原來母國所產製的生活用品、家鄉味小吃、流行的音樂ＣＤ、幫忙匯款回母國的銀行，或者寄送東西回家的物流運送公司等；第二類的商家是混合式做法，保留原有台灣餐飲商品的同時，也增加東南亞各國的餐飲，以提供假日大量聚集的移工飲食所需；第三類則維持以台灣人為客戶的商店。外籍移工在此地，一方面逃離了雇主的監控，可以自在地做自己，即使不做什麼事情，祇要留在那裡獲得片斷的閒暇，都是一種解脫。另方面與朋友相聚，逛街、吃家鄉食物，都是確認自己還是菲律賓人、印尼人、越南人的身分認同。
二○○三年起，車站一樓大廳的空間利用亦出現了部分的轉變，除了新增加的消費性商品的商家攤外，外籍移工的消費空間也逐漸由以商業活動為主的二樓樓層增加到一樓的開放空間，如祇承租假日時段的手機、貨運公司攤位，其商品販售的對象以在台灣的外籍移工為主。
弱勢畫出自己的空間色彩
台北火車站一樓空間的設計，如售票亭、站長室、鐵路警察局、文化走廊、寬敞開放空間的保留等配置，一直想要創造交通順暢、法治規矩、中華文化的空間意義，但隨著消費性商品攤位的進駐，外籍移工需求商品攤位的出現，原有的空間意義因此而被改寫。
雖然所有的空間，都有著權力菁英所想像、規畫的規範與紀律，但並可以完美無縫地密合想像與現實，當有不同的政經力量拉扯時，破綻就可能產生，弱勢者也可趁此而去改寫空間的意義，去畫出自己的空間色彩。
(本文作者為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