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和博物館

歷史展示館的巴黎，無論是1889年萬國博覽會所興建的愛菲爾鐵塔，亞歷山大橋（Le Pont Alexandre）是為1900年的萬國博覽會而興建；奧塞美術館的前身則是為了該年萬國博覽會搭載遊客的車站；瓦拉斯泉（Fontaine Wallace），也是1887年舉辦萬國博覽會之際，方便遊客飲水的措施。

倫敦首次舉辦萬國博覽會

如果說，萬國博覽會意味著新興空間的竄起，那麼，動物園與植物園就是這些新興空間的序曲。日本學者吉見俊哉在他的重要著作《博覽會的政治學》一書當中，開篇便將傅柯知識／權力的論述與博物學的形成歷史相互解讀：源自大航海時代以來，西方便對其他世界的奇珍異獸乃至「野蠻人種」等深感興趣並加以大量「蒐集」，分類之所以重要便是在這樣的情形下形成的，而動物園與植物園則成了分類之後，屬於王族與知識精英的展示空間。

1851年，英國倫敦舉行的首次萬國博覽會無疑是博覽會歷史的重要轉淚點，在此之後，工業先進國家爭相舉辦。萬國博覽會的舉辦，甚至也成為強國指標，滿清帝國末年嘗試喚起啟蒙的梁啟超，在他的政治小說《新興中國未來記》當中，便以中國舉辦萬國博覽會作為強國的象徵。在英國倫敦所舉行的萬國博覽會當中，充分地展現了工業革命以來的成果，而象徵工業力量的鋼鐵或可說是這次博覽會的靈魂。除了鋼鐵成為架構龐大華麗水晶宮的基礎之外，更重要的是，這次萬國博覽會的入場人次高達600萬，是當時倫敦人口的三倍；而同樣是工業革命象徵的鐵路，成為搭載觀眾的重要工具。這次的萬國博覽會是在英國政府的強力動員下開展，入場票價一般勞動階級也能負擔。不過，更為重要的是，英國工業革命以來大眾文化生活的轉變，例如鐵路旅行已成為流行，報刊、通信等訊息網絡都已建立等因素，使得水晶宮迅速成為觀光景點。

萬國博覽會與巴黎

十九世紀中期的法國，則積極地將巴黎從一個閉鎖的城市轉型為開放形的城市。眾所皆知，巴黎轉型的重要推手是奧斯曼，在他任內奠定了現今我們所認識的巴黎的基本雛型。建巴黎的企圖之一也是相當政治性的──壓制革命。一方面，他透過大型幹道的建設，使得軍隊得以方便集結；另一方面，在他眼中，窮人是革命的不定時炸彈，也因此，他透過城市改建驅離了窮人。班雅明稱為「十九世紀首都」的巴黎，不斷透過博覽會舉行擴充硬體建設。

萬國博覽會的首都──巴黎 (下)

巴黎萬國博覽會並非如或黑白或泛黃照片所展示的彷彿電影停格的懷舊。相反地，在資本動力之下，博覽會的展示空間與消費模式不斷被借用。就消費空間來說，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百貨公司。隨著巴黎城市改建與消費社會成型，法國第一家百貨公司「便宜」（bon marché）1872年問世，而春天百貨也接續於1883年出現。根據日本專研法國文化的學者鹿島茂的研究指出，創設便宜百貨的創建者正著眼於萬國博覽會的展示空間對於一般人所撩起的商品慾望而來。緊接著出現的，不再是本雅明《十九世紀的首都巴黎》當中所說商品種類相對較少、顧客也相對高雅的拱廊街（les passages），而是眾多商品齊聚的百貨公司成為大眾消費的空間。在百貨公司裡，所有商品都標上價格，而來自各種階層的顧客無論購買與否都可在其中自由選購或閒逛。另外，如果將迄今仍營業的便宜百貨或是春天百貨的空間設計與萬國博覽會相比較，都可發現如同萬國博覽會展示會場的高挑華麗設計。

十九世紀中後期的法國，是一個殖民地大量擴張的殖民帝國，有趣的是，當時法國內部的政治力量正是由自認承繼人權宣言的共和派所主導。法國的殖民理念與英國相當不同，法國人認為英國人只是將殖民地當作賺錢的公司，法國則是要將文明帶到殖民地。正是在文明／野蠻的區隔當中，1889年的萬國博覽會當中，出現了「土人村落」實地展示「落後人種」的生活作息。1907年，法國甚至在1889年「土人村落」的基礎上舉辦殖民博覽會（L’Exposition coloniale），展示亞非人種。

日本的移植

作為東亞新興帝國的日本，依照專研日本民族主義、著作已被翻譯為數國語言的小熊英二的看法，日本帝國與西方帝國不同之處除了地理上日本殖民地與日本都是近鄰之外，更包括時間上的落後，也因此，日本積極學習西方帝國的殖民政策，特別是英國與法國兩個殖民強權。就博覽會而言，明治政權成立之後，便派出岩倉使節團赴各國考察，在1873年維也納所舉行的萬國博覽會當中，日本發現博覽會是一種工業技術的競爭，也因此體悟出「大國不足懼，小國不可欺」的道理。很快地，日本也開始透過國內博覽會的舉行刺激工商與技術的進步。時值封建解體的日本，確實也出現許多嘗試發明致富的發明家，依紡織運作時發出聲響而命名的咖啦紡織機就是最重要的代表；這股發明狂潮，也被視為日本的工業革命。

不過，重點在於，積極效法西方的日本，被稱為日本人類學之父的坪井正五郎（他的學生之一便是鳥居龍藏），在留學英國時期，也參觀了1889年法國的「土人村落」的展示。歸國之後，他成為1903年日本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人類館的顧問，在他的構想當中，日本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包括已為殖民地的琉球與台灣。該次博覽會當中，他也嘗試展示中國與韓國的人種生活，最終因抗議而取消；唯獨台灣人與琉球人被展示。面對人類館事件，琉球人迄今仍致力於從這個事件討論日本立基於平等的多元文化的可能，他們不僅嘗試從音樂與演劇喚起對人類館事件的記憶，同時也透過歷史資料與研究帶出對人類館事件的反省，2005年「演劇人類館上演實現會」所出版的《人類館》一書就是一個代表。

西方資本與政治權力慾望造就了華麗的萬國博覽會，也在相同因素下產生了東亞國家對博覽會的嚮往與移植。在一個多義的、歐美與東亞不同時空所構造的「現代性」過程當中，對時為殖民地的台灣來說，有待整理的歷史線索仍多；日本／台灣、殖民者／被殖民者的視域，未必是全貌。萬國博覽會的首都巴黎，似乎說明了這點。

【本文摘自歷史月刊227期】

20070322摘自http://mag.udn.com/mag/newsstand/storypage.jsp?f_MAIN_ID=76&f_SUB_ID=984&f_ART_ID=536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