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筆記

縣府打算編列預算為縣民每戶人家購置緊急避難包。[@more@] 前幾天與家人茶餘飯後的閒聊中，還聽到一個更有趣的看法。對無奇不有的台灣人來說，還真是不無可能： 當縣府將緊急避難包發送給每戶人家後，想必會有一些民眾連打開都沒打開，隨手擱在家裡的某一角落，之後便不知此物之存在。待天災發生，突然想到家裡好像有這麼一個救命玩意兒----只是，要嘛遍尋不著，要嘛找到了才發現裡頭可以吃、可以喝的東西全都過期了。 過期還好，可咱們媒體的報導是會自動更新的哦！ 「你看，這攏過期啊，是嘛安怎吃，水嘛沒法度喝，電池也攏無電...」（一臉無辜的民眾將過期的餅乾、飲水、電池逐一攤開給媒體拍攝）  「縣府竟發送過期的緊急避難包，不僅沒有幫助到災民，美意大打折扣，這個責任不知誰要來負？」（記者一臉凝重地在螢光幕前提問） 「縣政府竟然送這種過期的緊急避難包，怎麼救助人民？我要求X縣長立即下台！」（地方民代煞有其事、聲嘶力竭地一副為民眾抱不平的發言） 「我們有在緊急避難包放宣導單，告訴民眾，每隔半年一定要檢查裡頭的東西是否過期，可能是民眾疏於檢查...」（接受採訪的官員同樣一臉無辜地澄清） 以台灣這種無恐天下不亂的媒體生態，你就知道平日教育到底重不重要！ 再次提醒「好心的」縣府：與其編列這種取悅人民、美化數字政績的預算，倒不如好好地把握每個「機會教育」的場合，並盡可能地透過各種傳媒管道，定期提醒家家戶戶準備好緊急避難包，並檢查裡頭的物品是否過期無法使用。平日不做好這些教育人民的工作，天災真的來臨時，官員就得做好被媒體亂砍亂殺、民代亂咬一通的心理準備。

這標題不是我下的，若在YouTube鍵入「笨蛋記者」四個字，你可以找到一些關於台灣記者「不會問問題」的影片。[@more@] 作為新聞從業人員，問對問題很重要，很不幸的是：台灣不少記者是不會問問題的，或者說問了一堆與事情無關的問題（車禍受傷，「請問你痛不痛？」；親人葬身在土石流中，「請問你現在心情如何？」）。因此，你往往可以在電視畫面上看到受訪者一臉不知如何是好的囧樣。災情如此嚴重，怎麼會沒關係呢？   小學就教過時間的換算，我不相信記者會不知道33小時等於幾天幾小時，但她還是問了「一天或兩天」；這還不打緊，「地震發生時你在做什麼？」這樣的問題也問了出來，假如是我，可能會回答：「我在撇大條！」----台灣記者可能還會再追問：「什麼是撇大條？」：   在台灣邁向高學歷社會的時代，媒體工作者大學、研究所畢業比比皆是，然而這張文憑似乎跟廢紙沒兩樣，怎麼連最簡單的發問都不會？話說回來，今天台灣的記者之所以醜態連連，不少人會怪罪學校沒教好。的確，我們似乎得想想：在我們的教學情境中，老師們在課堂上問了多少無關緊要的問題（有些還自問自答，就像記者一樣，在螢幕前自圓其說），這些問題不僅沒有發覺到學生哪裡不會，反而形成了一種潛在課程，讓我們的孩子以為，「哦！問題原來是這樣子問的！」 所幸，拜這些笨蛋記者笨蛋問題之賜，為我們的孩子提供了另一類的媒體識讀教材，有請老師們善加利用。  

日本東北311強震與海嘯對沿海各縣、東京都所造成的巨大災害，以及後續福島縣所衍生的電廠核災，透過電視畫面、平面媒體的照片，一幕又一幕的慘狀，不僅震驚全世界，也嚇壞了台灣人民。[@more@] 對於同處地震帶的台灣來說，不少媒體認為政府應以這次的日本地震引以為鑑、虛心反省，強化整個救災體系。但我們都清楚一個事實：自1999年921大地震以來，台灣的救災體系其實還是相當的不完整，政府在這方面的強化----沒進一步弱化就阿密陀佛了。不過我們也都知道，強化救災體系，不是建立幾個專責單位或是增加搜救人員，如此簡單一筆帶過，基本上，這是一個必須全民「動起來」的防災教育總動員。換言之，每一位國民要能自覺，不能老是等著災難發生時，一屁股賴在那兒等著別人來救你！（甚至對於勸導置之不理，不把逃命當成一回事。「死守家園」有時還真是個落伍的觀念）在我們的文化裡，不是有「天助自助者」這麼一句話嗎？ 早上，聯合新聞網有這麼一則新聞，表面上，政府好像做了對的事，其實不然：   政府花錢為家家戶戶準備避難包，這是關心人民的作為，有什麼不好啊？ 近年來，由於地方財政窘迫，入不敷出加上龐大的縣政債務，「政府施政，錢要花在刀口上」是我們常聽到的一句話。因此，縣府與其編列經費為每戶人家準備緊急避難包，倒不如把錢花在構思如何教育人民，讓民眾如何好好準備避難包這事情上！ 政府該做的，是列出避難包的清單，並透過媒體主動提醒民眾，每個月----甚至每半個月----檢查一下家中避難包裡的東西是否過期或無法使用、有沒有放在隨手可及的地方。而政府可以做的，是與大賣場合作，請廠商闢出常設性的避難包專區，讓民眾可以買到補給的水、乾糧、電池、手電筒...等必要物品。換言之，政府該做的，就是平日的教育，讓民眾能夠養成習慣----這種習慣，到最後會像本能反應一樣，一遇到災害，人民就知道該怎麼做！----媒體不是稱羨日本的防災教育做得多好、多踏實，但在稱羨之際，老是停留在羨慕別人、消遣自己總是不行的，欠缺實際行動才是問題。只不過，我們也要瞭解到：一旦政府真的行動起來，如果做錯動作，只會把人民害得更慘。 我想，林縣長的出發點是好的，做為地方父母官，一定會擔憂地方人民的安危。但或許，正是這種「父母」觀念在作祟，忘了教育是比花錢直接買東西送給人民更加地重要。在台灣，父母為子女設想、多為孩子做一點事，是個不爭的常態現象。只是如此下來，子女也有可能因此失去「學習」的機會，少做很多的情形下，會漸漸變成懶得做、不會做、甚至不願意去做----你叫他去做，他還跟你耍賴咧。這樣的教育，近來我們不是也有很多的檢討與反省嗎？同樣地，政府是該為人民做事，但可不是什麼事情都為人民「做好好」----想想，一大堆懶惰、耍賴的民眾，會為天災帶來多大的人禍？ 家家戶戶是為了自己一家人的安危在準備避難包，而不是等著別人送你避難包，一個避難包的準備，是花不了多少錢的（即便家境真正有困難的家庭，我想公部門也是絕對會給予支援的），而政府真正該做的，僅是教育而已！緊急避難包這經費，實在沒有花在刀口上。  

教師會在其部落格轉載了張大春先生寫所的一篇文章。[@more@] 這篇文章對日前教育部公布的中華文化基本教材課綱草案提出質疑外，另對以「測驗」方式來綁基本教材的課程實施一事大加批評，更對那些執意推動的學者形容成便宜行事的「學界懶鬼」。文末，則是毫無保留地批判了尊儒的意識型態，其實不過是個愚民的統治工具----從古至今皆然。 我倒覺得，推動本縣小六學生接受什麼「在地化知識」線上測驗的本地教育行政官員，該好好讀這篇文章。以張文的脈絡來看這一莫名其妙的測驗，同樣可以發現不少荒謬。在地化知識大家都清楚，那是庶民生活累積的智慧與經驗，然而我們為了讓下一代能夠記住這些所謂的知識，竟然也是用測驗這種「懶鬼」的方式來進行。如果學校有足夠的經費與資源來進行校外教學，不是一天到晚算計老師，要他們在課程計畫對教學節數「數數兒」，錙銖計較，透過一大堆統計表格的填寫來控制老師們的時間運用（好像這樣的控制才叫做落實），那我們所安排的戶外教學才有它在地化的意義----很多東西不是你排一天或一次就可以搞定的，你得常常這麼做、三不五時就得何學生聊聊、談談，甚至帶出去走走才行（你一天到晚要老師們去算自己幹了多少回這樣的教學，就好比要人去數一天吃了幾粒米一樣、放了幾次屁，同樣是毫無意義的無聊事）。但我們偏偏選擇不這麼做，執意要孩子們把時間浪費坐在電腦前面接受測驗----哪怕是一節課也好！（也令人想不懂花了那麼多的心力去編這套測驗或弄題庫的意義在哪，拿去編寫更多在地的故事豈不更好？） 現今的課程最大的危機與麻煩，就是在於對授課節數的時間控制，已經到了一個走火入魔的地步：就好比跟團旅行一樣，一個景點給你三十分鐘走馬看花，跟你說哪裡是拍照重點（觀光客常幹的事就是趕緊找到導遊或者部落格看到別人拍的那個景點，然後自己也匆匆忙忙拍個幾張，證明自己到此一遊。到底遊了什麼，匪夷所思），接著上車睡覺、下車尿尿，一趟旅程下來，浮光掠影，印象模糊，怎麼有可能深入，如何又能在這樣的控制下體會「在地」的精髓？為了讓精髓得以流傳，那就考試吧！----你有聽過旅行結束後，導遊還發測驗卷給遊客填答的嗎？這種事情在學校發生，不是荒謬，那又是什麼呢？  台灣課程改革那麼多年，勤奮的結果竟是造就出一堆懶鬼的測驗措施，對自己的改革毫無信心，這種「在地化」還真是諷刺到了極點！ 

在台灣，有一項學校活動我們都很熟悉。[@more@] 這例行性的活動，叫做自治小鎮長（小鄉長、小市長）選舉，為的就是能夠讓學生透過校內選舉來實際體驗「什麼是民主」。不過，這一行之有年的體驗課程，近年來出現了不少批評的聲音，不少師長憂心忡忡地表示：在選舉過程中，孩子們受到了國內惡質的選舉文化影響，懂得以黑函攻訐、賄選來拉攏同學，這現象值得「好好教育一番」。由於我國是個經常辦理選舉的國家，甚至有某個政黨被貼上「什麼都不會，就只會選舉」的標籤。選舉早就滲入到社會各個階層、男女老少的日常生活中----包括襁褓中的嬰兒在內，只差沒在紙尿褲印上候選人的競選文宣----在華人國家當中，它一直是我們引以為傲的台灣經驗。因此，小學裡的這項民主體驗課程，儘管反映了大人怎麼幹、小孩就跟著怎麼玩的一些有趣現象，但它恰好是一面照妖鏡，把選舉過程中各種光怪陸離的現象，透過校園濃縮版的學生選舉活動，提供成人們警惕與反省的機會。當然，我們的學校教育工作者，是竭盡所能地將這個課程導向正確、正當的那一面，只是，依照潛在課程的理論來看，老師們再怎麼努力，學生所習得的，似乎缺乏更多的關照與深入討論（不知道這是否同我們總亟欲將政治與教育的關係做徹底的切割有關）。總是，活動一結束，激情落幕，理性則跟著休息。相信，我們還可以做得更好。 當然，我們也都知道，在對岸的中國，選舉總是個敏感的話題，中國人民普遍沒有什麼選舉的經驗，長期以來的教育就是告訴孩子：選舉，在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是不適合的。但為什麼不適合，教育進一步地告訴學生：因為投票只會帶來亂一個字----看看對岸的台灣就知道了...... 不過，這裡有部「請為我投票」紀錄片，想推薦給大家（公共電視在2008年3月曾播映過）。這是一部關於中國武漢某一間小學裡，一群三年級小朋友的班級選舉活動，選什麼呢？選班長！只是這部片殺青上片沒多久，就成了中國的禁片，因為片子所傳遞的影像訊息，或許對中國政府來說，有太多的思想毒素在裡頭----動搖國本啊！ 大家一起來觀賞吧（中文發音，英文字幕就是）          

香港少子化對學校的衝擊，已經從小學蔓延到中學。[@more@] 在面對政府財政赤字日益惡化的情形下，如何減少公部門的支出成了一門大學問。雖說開源節流是個容易懂的道理，但執行起來，卻是困難重重。    同小學一樣，如果沒通過特別視學，學生不能招收新生。  

2003年12月上旬，有幸參與教網中心的香港資訊教育交流團。[@more@]四天的行程可謂滿檔，一共參觀了五所學校、三個單位和教育資源中心，對於整體協助教師教學資源、以及各校如何推動資訊教育與資訊融入教學，收穫頗多。香港自回歸中國、設立行政特區後，即著手一波接著一波的教育改革，尤其從2000年起，大規模制度性的改革更是如火如荼地加速推動。各個學校在一定經費的挹注下，資訊教學設備的更新與人力資源的投入，實台灣無法相比。例如，有些學校在科技公司的協助下，有專屬的網管人員。有些學校則以教師團隊的形式，專門負責資訊教材的研發與設計。整體而言，2003年的香港教師比台灣的學校老師要忙碌許多，朝七晚七似乎成了一種常態，甚至開會開到晚上八、九點，也成了見怪不怪的事----一切都是為了趕上教改的潮流。在這五所學校中，有設立不久的新校、傳統的名校、半日二部制的學校，以及令我印象最為深刻的村校----位於新界元朗、創立於1954年9月的「新界神召會惠群學校」。儘管是所「村校」，但仍有兩百多位的學生。我們一行人是在12月8日星期二下午來到惠群學校，該校的鍾立本校長，雖有些年紀，卻是那種一眼可給老師、孩子安定感的老校長。 在1993年9月1日 ，鍾校長來到惠群學校，我們去參訪那年，他已在該校幹滿十年。但2003年，卻是他擔任校長工作以來，最為煎熬的一年。校長在接待我們時，談的不是學校的資訊教育的特色，而是學校即將面對的殺校命運，而光是這點，就令參訪者難忘！他拿出了報紙，一一攤開......  相較於參訪其他學校時，校長要嘛不是氣定神閒、要嘛就是志得意滿的模樣，鍾校長的處境，可謂險峻。我好奇地問他：「學校面臨這般危機，老師們有沒有什麼樣的反應？」校長點點頭，過了幾些秒表示：「老師們是一定會緊張，但在這種非常時期，我則告訴老師們，更要處變不驚！2004年，因小一招收人數未達標，學校老師捐薪自資辦小一。2007年7月，惠群學校走入歷史----當好友Y在線上傳來這訊息時，我深深地嘆了一口氣，「真是太可惜了」...。然而，即便到最後一刻，該校的校長和老師們，並沒有因為廢校而讓學校停擺、甚至荒廢，設置想方設法，讓學校以最完美、完善的教育環境，走完最後的旅程。學校雖被殺，但惠群不死，帶著「有IT，有荔枝」的精神，鍾校長帶領師生北上廣東清新縣繼續辦學，成立惠華群英南蒲小學。這般行動，終於讓我瞭解，以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惕勵自己的老校長，他所說的處變不驚，在香港殺校的教改脈絡下，所謂的「教育自由人」是怎麼一回事了...... 

好友Y寄給我香港貧窮問題系列探討關於教育議題的影片中，片末訪談了一位小學校長，讓我印象深刻。[@more@]這位梁校長，原先是在香港的教育局任官（類似我們這邊的視導督學），工作廿一年後，捨棄優渥的高薪，辭官轉當小學校長（台灣好像相反，督學或者教育局的官員，若有機會，都想下來當校長，這現象迥異其趣）。 2004年初，他應聘、接手的這所「鮮魚行學校」，由於在該學年度，小一新生招收不滿23人，接獲教育局「殺校」的通知，也就是學校必須停止錄取小一學生（看來宜蘭的小學還相當幸福，只要有五位學生就能開班，不過香港是屬於都會型城市，二者無法相提並論就是）。為了讓學校能夠繼續生存下去，他和家長、學校老師、孩子攜手展開了一連串的行動----甚至上街頭抗議----試圖力挽狂瀾，因為他知道：如果學校沒了，這些位處中下階層社區裡的孩子，他們的未來也將消失......為了不被殺校，學校只好接受教育局的「特別視學」（用我們的話來說，就是接受「校務評鑑」，只是我們這邊的評鑑有點像小孩子在玩家家酒或者地方廟會的大拜拜；香港的特別視學，似乎嚴謹許多，由於通過率低，因此讓學校老師感到一股肅殺的氣氛），證明學校有繼續存在的價值。而這個視學，是真的一點也不好玩：一字排開的督學，一來就是連續五天，課室觀察則是一節接著一節看，學校行政人員和老師壓力之大，台灣的基層學校教育工作者，難以體會----做一節課的教學觀摩，就哇哇叫了，還五天啊（其實，有準備的老師，管你五天還五十天、甚至五百天，愛看多久在你啦）！在上面這段影片紀錄中，如果大家仔細看，梁校長有段話頗耐人尋味：我既然來自教統局，自然熟悉教改的要求和關鍵項目，我把它全都套用在這間學校之上，全面推行，如果連一個如此熟悉教改運作的人，在學校施行改革也不能通過，那教改也是失敗！我想國內沒有校長敢自信滿滿地這麼說，並宣稱若學校沒通過評鑑即是教改的失敗。片末，我們其實看到梁校長對於學校能否通過特別視學，內心並無多大的把握，因為他也知道：就算將教改的那一套全數用在學校，當局還是有一些招數可以讓你飽嚐殺校之痛。2004年鮮魚行學校雖然通過特別視學躲過殺校一劫，2007年卻再次接獲殺校的通知，而這一次，梁校長表示：既然盡全力也得不到教統局的認同，與其勉強支持，不如光榮結束。至於鮮魚行學校的結束是誰之過，便由社會公論。學校的努力得不到教育局的認同；而教育局究竟認同的是什麼樣的學校教育，既不明說，也不明講。因此，在香港，如果學校被殺校的話，若還想開班辦小一，得自籌經費，公部門是不會給予任何的經費補貼或援助。我們在片中也看到了校長同家長，一塊到市場裡去募款----而這一幕 ，頗令人鼻酸。曾幾何時，所謂的「公立」教育，期許讓來自社會不同階層、種族、文化背景的孩子，都能獲得一定的照顧，竟墮落到得向外化緣的地步（說難聽點，是乞討）？在台灣，向外尋求辦學資源、拚命找錢，成了校長首要工作內容，由於公部門能夠給予的支援在日趨縮減、匱乏，經費不斷打折扣的情形下，自求多福成了公立學校的生存橫批----這就是最近這十年橫行各國的教改主流，所呈現的新風貌之一。在新自由主義思維，市場化、以競爭力掛帥的調子下，要營造競爭的氛圍才會促使學校教育有所改變。只是改到學校都沒辦法生存下去，辦學辦得如此艱辛，豈不有些悲哀？而倡議教改的競爭論述，也隱藏了政府在日漸龐大的赤字壓力下，不願意進行教育投資的事實。看來，是畸形的教改政策，成就了不簡單的梁校長（政府好像也希望多一點像這樣負責任的校長）；但校長的不簡單 ，在於處於惡劣的教改天候下，他仍堅持學校面臨殺校危機之際，繼續為孩子們點燃希望的蠟燭，儘管燭光在風中搖曳......

吳念真先生執導拍攝的片子，不管是長是短，都有一定的水準。[@more@] 一個很用心過生活、對體驗這回事有番覺悟的藝術工作者，似乎更能從庶民生活當中找到許許多多我們視為理所當然，其實一點也不然的反省。它對傳統與其說是批判，倒不如說，是一種刻意側身、或者拉出一個位置來觀看。這個位置可說是相當特別，因為它又整個浸身在社會文化裡、無法完全的脫離。也就是說：身在其中，得找出一個靜觀生活與傳統如何在日常生活銘刻於人們的位置，接著用我們最為熟悉的語言，但要能發出令人悸動的聲音，這真的很不容易了。某種方面來看，似乎也同時在考驗著聽者，平易近人的聲音，弦外之音未必聽得出來。吳念真先生，倒是一直這麼在嘗試，好在他的聲音也未必那麼難懂，影像裡頭借用了不少諷喻，讓人一見就著，不禁發笑。 這支「台灣女人」的短片，讓我們瞭解到性別平等教育實施那麼多來，雖有一定的成效，只是這個成效要能造成徹底的翻轉，我想還要好幾個世代才能完成（或許，它沒有所謂的完成式，始終是個現在進行式----就像那位天真的孩子問媽媽說，妳好像很喜歡吃魚尾巴的樣子，長大我要買魚尾巴給妳吃...）。我們只能說，要繼續努力。所幸，吳導演的這支5分05秒的短片，給了我們相當大的助力，它不需要太多的學習單，光是娓娓道來的力量就足以讓人掉淚，可說是特優的性別平等教育教材。  

近廿年來，台灣各級學校不管是教學、軟硬體設施都有很大的改變，其中一項最大的改變便是操場上的跑道。[@more@]早年我們熟悉的泥土或是紅土跑道，已逐漸被PU或PP所謂的人工跑道所取代。我剛到學校服務的時候，當時還是泥土跑道，運動會時，還要帶著小朋友一起拿著皮尺畫跑道線，很有意思。而唸師專，還有老師特別講解如何畫跑道，跑道要畫得漂亮、好看，儼然是門學問。不過，不管是自己服務的學校，還是接受師資養成的母校，現都改成了PU跑道。最近這幾年，有鑑於暴雨釀成的水患頻傳，致使各學校的PU跑道造成毀損，維修所費不貲，紅土跑道的優點再度被提起。目前，國內已有部分學校在操場改建時，不再鋪設PU而改為紅土跑道。前些日子，相信大家都有看到聯合新聞網這則「日本愛用紅土跑道，宜縣取經」的地方新聞： 我在臉書分享這則報導，有幾位好友提出了相當有意思的回應，讓我有機會把教育處這趟的日本取經給重新想過。其中，好友C不以為然地表示：紅土球場的優劣早就有很多的研究，為什麼宜蘭縣政府教育處還要到日本取經？這種報告如果趕時間可能十分鐘就完成了！嘿！的確，如果花點時間Google一下，我們可以找到相關的意見報導、研究報告簡直是汗牛充棟----我們的官員或許不太Google的，否則，他們絕對不會錯過〈從「甲子園四千校」的意義VS台灣操場的跑道設計談起〉這篇分析精闢的好文章（也許官員是有Google一下，至少去日本哪些學校參觀得稍微瞭解一下）。好友S更語帶嘲諷地說：｢紅土球場的優劣早就有很多的研究...｣那為啥PU越來越多，紅土越來越少？「紅土報告不用十分鐘趕出來」，PU報告可能不用趕，廠商直接寫好！各校鋪PU的時候，有處理的官員來聞聞看嗎？這不禁讓我想到：我校的操場有一條直線的PU跑道，已經使用了將近15年，大部分都已經都磨到萎去了。更慘的是：不知道是不是潮濕的關係，還會長青苔！雨天時，除了不怕死的囝仔外，沒人敢在上頭跑，一跑必滑倒。此外，還有幾處PU已經不見，直接可以看到打底的柏油----那是因為過年期間，有不少夭壽囝仔直接在上頭放鞭炮。為何不整修？經費打哪來？申請，情況不夠嚴重的，還輪不到你，因為還「堪用」。上個學年，為了去掉跑道上頭的青苔，學校還辦了一個班級刷跑道比賽，將跑道分成六個區塊，前前後後下來不知道用了多少水，耗費了多少人力。的確，剛刷完後，看起來感覺還不錯，紅紅的直線跑道，很美。但一年過後，又差不多快恢復「原本」殘破的面貌...。我不會說教育處的官員去日本看該國學校的操場這事是浪費公帑，不過，從報導中，我們可以發現兩國的教育官員或學校教育工作者對於跑道或操場這事的思考卻是相當的不同：就宜蘭縣而言，比較是偏向是「技術面」的思考，尤其近年縣內財政窘迫，當然得顧慮諸如維修經費編列不易等問題；然而，日本似乎是從「教育面」去思考技術可以怎麼改進----為了培養體能，就算跌倒受傷也是「正常的」。因此即便是泥土操場，也會要求排水功能要好，下過雨後一定時間內水能排掉，不致泥濘不堪（反觀台灣，對於紅土操場的缺點分析當中，一定會有「下雨造成泥濘」這一項）。從地理與氣候等客觀條件來比較的話，台日兩國的確有其差異，我認為，差異更大的就在於上述的「教育面」：在台灣，培養體能很重要，但學校不能讓我的孩子受傷跌倒！如果孩子受傷跌倒，學校該負起沒有做好安全措施的責任。再者，鋪設紅土跑道的爭議之一就是塵揚，日本學校卻認為這不是問題，因為「學生打掃、擦窗是理所當然的工作」。而在台灣，理所當然嗎？想想，現在有多少孩子不會做打掃家事，連抹布都不會擰乾，反倒覺得我的孩子不能也不用做家事是理所當然（家裡請了外勞，這是瑪麗亞她該做的事）。甚至，有些家長不讓孩子清掃廁所，因為「那很髒」，因此在家長會提議將學校廁所整潔工作外包給清潔公司，經費則由家長會支應。還有從「兒童人權」的角度來加以闡述，認為要學生去打掃廁所簡直是將孩子當作不用付費的童工在使用（固然作者提到目前校園因對外開放，致使廁所在打掃時有「安全」之風險，但換個角度來想：從打掃裝備與技術的指導和改進，不也是降低風險的考量？所謂的「工安」教育，從小做起豈不更好？）。我無意指出台日兩國孰優孰劣，兩國對於學校操場畢竟有著極為不同的教育想像（好比我們的操場中間似乎一定要「綠色」的，而且外面有一圈是紅色的跑道；日本似乎是在一片泥土操場中，針對各種使用需要再畫上白線）。但這趟取經最大的收穫即在提醒縣內的（教育）官員：改建學校跑道，不是只有技術上或經費上的問題，更多方面是屬於教育面的思考！記得剛到學校服務時，發現幾乎所有的孩子都是打著赤腳在跑步、運動，甚至上體育課時，還會舉手問老師：「可不可以脫鞋子？」問他們為什麼，孩子們說「這樣比較好跑」（當我回答「這樣子腳可能會受傷」時，可見是多麼可笑的「城市觀點」）。即便和他們去溪邊烤肉，他們一樣在充滿礫石的溪灘上奔跑。然而，現在的小孩，即便打著赤腳在軟綿綿的沙灘上走個幾步，都會說「腳底刺刺的，不舒服」，父母則是二話不說地為孩子穿上鞋。一條跑道，要改紅土很容易；而一個操場，要整個重建也不難。但要接受考驗的，似乎是我們教養孩子那些「視為理所當然」的思維與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