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的課程知識,我所相信的版本是:知識是落實在師生共同建構的互動歷程當中。[@more@]課程知識是脈絡化的,在慎思的實踐行動中獲得,並賦予意義。課程(curriculum),是一動態的建構歷程,也就是「要跑的路程」之積極動詞形式(currere,拉丁字原意即在跑馬到上奔馳)(Doll, 1993/1999, 頁182),這和單純從教科書、教學指引、教材…等「名詞」來理解課程之意義有很大的差別。但不言自明的是:課程或教材編纂、設計得再好,這些「東西」如果沒有老師和學生共同的催化,一樣無法在課堂上形成精彩的化學反應。而會形成何種的化學反應,關鍵與要角仍在教師身上。Eisner(1994)就指出:「教師對於教材的理解、對方案的使命感,以及他對課程精神的敏感度和支持是極為的重要,這影響了課程材料將會達成何種程度之教育功效」(p. 44)。我想透過用玩溜溜球這樣的隱喻,來看「課程/教師/學生/言談互動」等一連串運動之關係。玩溜溜球時,想要變出令人炫目的招式,莫過取決於:使力大小的掌握、手指運作的靈巧性、線的長短,以及球體本身的設計。若我們將溜溜球看作是課程教材,球透過「線」——師生互動形式——所繫的那根手指是老師(或學生),其他手指頭是學生,至於手臂和手腕所使的力氣,也就是班級或學校文化。那麼,這的確是一個整體卻又是如此細膩、複雜、且環環相扣的運動。「螞蟻上樹」算是最簡單的招式,手腕使力,球就順著線上下移動。手指緊扣住球再放開讓它滑下,這一上一下之間,像極了老師最常使用的傳統教學方式:老師講述課文(球沿線下滑),而學生在靜聽之後要能掌握並記住老師所說的內容(球上滑後,手指緊握住溜溜球)。但想要做出鯉魚翻身、蜻蜓點水、五角星、甚至乾坤大挪移等高難度動作的話,非得師生一起來不可。雖然老師們所玩的溜溜球在基本構造上受到課程標準(綱要)的規範,但造型卻可以有不同的變化。若要在轉動時發出老師自己加入的各種聲光效果,或者五彩繽紛炫麗的圖樣,除了考驗教師對教材的敏感度以進行課程轉化的能力外,所選用的線的材質(師生互動的形式)也很重要。要讓課程從教科書靜止的名詞狀態,轉變成師生或同儕互動的動詞狀態,老師除對課程保持敏感度外,也要將這樣的敏感巧妙的給帶出場——依著課堂事件的變化(如上述的寫習作),形成對課程見縫插針的力量。何以是巧妙而不是按照事先寫好的劇本演出呢?在每一節課,師生互動的言談情境往往會有一些無法預知的意外出現,學生突如其來、不按牌理出牌的話語,老師腦中一閃,聽到的是弦外之音,還是破壞秩序的噪音,我想在瞬間考驗老師的是如Van Manen(1991)所說的「教學的機智」(pedagogical tact)——「機智賦予了非期待的情境新的與未預期的狀態;機智將發生的事情轉變為深遠之意義」(p. 169)。Cazden(2001)說:「課程的另個名稱是一連串條理分明(前後連貫)的脈絡與活動,逐日逐週仔細地構成順序來建立學生的經驗以朝向有價值的目的」(p. 69)。但是,課程也有可能是僵死知識的老虎鉗。欠缺積極互動的脈絡與活動,更像是一潭毫無活力的死水。尤其在國小,老師們長期以來和教科書的關係猶如魚和水一般。但教科書裡的「官方知識」(official knowledge)被批評是沒有立場的、價值含糊的、去思辯性的、甚至抽離於現實生活的(Apple, 1988),這樣的知識在課堂上若只是像溜溜球一上一下單調的來回運動,教學也成了Freire(2000)所指的毫無意義的填鴨或「貯存」(banking)(p. 72)。換言之,老師面對課程這顆溜溜球,如想採取實際的行動來活化教學的話,那麼不該輕忽其他手指頭(學生們)聯手協作的力量。促成此一協作有效的著力點,我想就在老師從課程裡問出什麼樣的問題來,點燃師生、同儕真正的討論,就像Bruner(1996/2000)所說的:我相信有一種堪稱為「軟性科技」的好教學,它可以在教室裡成為一大助力…提出挑戰性問題的藝術可以像答題一樣容易做到,也一樣重要…培養這種問題的藝術,也就是讓好問題一直活下去,乃是和以上兩者一樣重要。好問題就是能指陳兩難的困局,能顛覆顯然的或典律性的「真理」,能逼使不一致性躍入我們的注意裡來(Bruner, 1996/2000, 頁196)。當老師在課堂上拋出讓學生眼睛為之一亮的問題時,我也相信:「螞蟻上樹」只是暖暖身,所有的手指頭都將會對「乾坤大挪移」躍躍欲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