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一個受到美國影響甚深的國家，近幾年來，尤其在教育方面，儼然成為美國主流教育意識型態的殖民地。[@more@]
舉個例子來說，教育局的課程發展課曾經發出這麼一則公告：「家長要求學校辦學、教師教學績效時代已來臨，教育部推教師教學評鑑政策，請鼓勵學校積極參與」。眼尖的老師一看就知道「教師教學績效時代已來臨」這話就說得是十足的美國味。然而，「今天美國對績效責任（accountability）和提高公教育測驗成績的追求，幾乎達到瘋狂的地步。…學校要像企業一樣，注重收益和效率，將教育的語言和實際轉向績效責任的技術層面，以可測量、科學為基礎的目標作為政策擬定和課程設計的依據」（歐用生, 2006: 9）。
歐用生指出「績效責任」的論述，不僅成為當下主宰美國學校教育的語言，它同時也封殺了教育的公共空間—-操弄此一語言的盡是右派保守的政客與那些想以自由市場邏輯來解決教育問題的商業領導者—-更窒息了課程的「公共論述」。換言之，課程的功能不再是培養學生成為社會的好公民，或者讓他們成為不被媒體終日牽著鼻子走、具有獨立思考與批判意識的自由人，而是窄化成篩檢學生通過測驗的工具。追求工具理性觀的績效責任並任由其宰制學校教育，那麼，「教學不是在滿足學生旺盛求知慾，而是要求學生去適合標準，以提高測驗成績」（歐用生, 9-10）。
美國保守主義勢力所制訂的教育政策大談績效責任，台灣就跟著所謂的美國主流繞圈圈。對於人家的主流一味的擁抱，還說這是世界趨勢，我們的世界未免也太小了點。對於我們到底要追求什麼樣的績效責任，毫無界定與反省的能力，於是拼治安拼到教育局辦事員不斷緊盯、催促學校相關行政人員上網填報校園安全報表，放眼世界各國，還真沒有看過這種拼治安的方法。治安的好壞，不是單單靠數字來界定，那是一種人民主觀的生活感受！一個小鎮數年從未發生過重大刑案，突然來了個當街瘋狂把人頭當西瓜敲的犯罪行為，當下直覺的反應必定是「治安變差了」。任憑你治安報表上破獲再多的案件，也改變不了人們對於當下生活的恐懼感。
這種被數字糾纏就好比被鬼附身一樣，不問績效責任內涵為何，只看數量多寡，我們陷入了一個難以掙脫的戲局—-擁有權力者隨時可以自我定義什麼叫做績效責任，而在體制裡被上頭要求達成績效的那些辦事者，因應之道便是將所謂的成果當成數獨遊戲來玩。大家淪陷在這個戲局裡，樂此不疲，就算喊累，遊戲的進行依舊讓人脫不了身。
「做數據、造資料」，相信這是不少學校教育工作者對於課程改革或許多教育計畫/方案推行時，實施檢核與評鑑心有不滿和滿腹牢騷的刻板印象。而這背後的影舞者就是我們對於績效責任的思維實在過於狹隘，總是把所謂的辦學績效當成企業每季的財報來看待。如果教育是由數據與資料來建構所謂的教學，甚至什麼叫做學得棒的學生與教得好的老師，那麼「人」不過像是個沒臉的面孔，終日出沒在無神的校園裡。
辦學績效固然重要，但我們怎樣定義所謂的績效？而誰又必須承擔起績效的責任呢？關於這一點，我們需要說得更清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