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飽受政治絕對二分法荼毒的台灣人民來說，表面上，我們身處在言論開放的社會，談論政治的確是人人可幹譙。但有一個空間，談論政治至今卻是不折不扣的「諱」甚至是「禁忌」。[@more@]
2007年7月15日，解嚴二字對台灣來說，即將屆滿廿週年。對於一位1987年7月15日出生的孩子來說，那也將是個驕傲的一天，因為他成為受到憲法保障的公民：有了應享的權利，也要擔負起應盡的義務。我們歡迎他成為民主生活的一份子。
然而，解嚴廿年來，不可否認的，台灣從專制獨裁到邁向民主生活這條路上，民主已有不錯的形式給建立了起來，但內容與品質卻依舊是荒謬得令人感到慘不忍睹…
1990年代興起的黑金買票政治文化，已行之有年，至今仍有部份的地方選舉靠的是以錢取勝來決定為民喉舌的民意代表—-固然我們有查察賄選的決心—-我們這一代仍有太多的選舉人情包袱把我們壓得喘不過氣來。進入21世紀，標榜清廉改革的民進黨當家主政，更是每況愈下，爭權奪利不說，無能、腐敗….同樣的讓該黨步上黑金政治的不歸路。此外，一而再、再而三信誓旦旦說要把黨產還給全國人民的國民黨，卻拚命的將能夠脫手的黨產給變賣掉，這些錢一樣在該黨的荷包當中。
對全國絕大多數所謂的中間選民來說，當下的處境無疑是相當困惑與鬱卒的：我們走到了一片被綠色的荒煙漫草給徹底遮蓋住的路上，雖然抬頭看到的一望無際的藍天，卻沒有足夠的判斷力決定要何去何從。有人告訴我們先坐下再說，但也有人說人民要往那兒走才對，甚至有一些人說，看到紅色的旗幟上面有幾顆星星，那個方向就對了—-因為錢都在那兒。
此時，作為擔負「傳道、授業、解惑」此一重責的老師面對上述窘境在教室裡說話了。只不過，老師在課堂上說的「政治話」經媒體曝光後，卻被認為是「不宜的、最好要避免的—-能不說就不說，那是最好的」。但，沒有人告訴老師，甚麼才叫做合宜的表達政治觀點，或者，甚麼樣的方式來呈現複雜的政治問題，才能產生教育的意義。幾乎，一片倒的聲音是要（求）老師閃躲、閃避任何與政治有關的話題。於是乎，我們的校園仍有一群怕上面、怕長官、怕「老大哥」的教師，一天到晚擔心自己說的話「會不會被怎樣或那樣」，甚至連寫個部落格也要提心吊膽…。漸漸的，老師被嚇怕了，很膽小，什麼事情通通是安全二字為前提；而學生的腦袋也安全化了，這個不行、那個不可…。更慘的是，老師被要求建立一個無政治細菌感染的學習環境。
教室裡為什麼不能談政治呢？還是說教室只能談某種政治正確的政治？那麼要我們用這樣的方式透過教學來處理政治這個棘手的課題，又會對我們的下一代造成甚麼樣的影響？而我們這一代又有甚麼樣的自我批判與歷史意識反省？對於被定位成社會中堅份子、中產階級、主流意識與文化代表、甚至知識份子的教師來說，為什麼在教室對政治二字必須加以閃躲？是老師沒有足夠的相關學科知識或教學專業知能呢？還是說，對於政治這樣的話題，不能超出教師辦公室的空間，而且只能以俏皮、博君一笑的揶揄笑話方式出現在老師的交談內容中？如果學校刻意變成一個政治真空的教學空間，那麼我們下一代所學到的政治，能夠幫助他們在長大後參與所謂的公民的生活嗎？而在他們朝向民主生活的道路上，在老師學校的教導過程當中，能否培養冷靜省思與批判的能力，洞視政客那無恥、只為選舉騙選票的漫天謊言？以我們現今的教育方式，我們這一代未下一代所作的，夠嗎？
看看當下我們校園的模範生選舉，複製成人選舉文化並質變成令人難以忍受的模樣時，作為老師的我們，還能閃躲政治嗎？如果答案是「要閃躲」的話，那我們的下一代鐵定完蛋！如果答案是建立在為了更好的下一代的民主生活而「不能也無法閃躲」的話，接下來我們才有談論如何在教室裡跟學生談論並共同建構理解與批判世俗政治的可能性。這個可能性在哪？就在那些跟學生談了很多年政治，累積相當多實務經驗，卻依舊毫髮無傷、博得家長敬重的老師身上—-他們的故事，需要被敘說、更需要被傾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