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的十七日（2006/03/17），有機會上台北到淡江大學參加一場關於「批判教育學」（critical
pedagogy）的論壇。這個論壇最令我期待的是由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的宋文里教授所進行的專題演講，講題是「學校的日常生活在哪裡？──論批判
教育學在台灣的某種起源」。[@more@]
我一直很喜歡宋老師所寫的東西，儘管讀起來頗是艱澀，但他書寫探究的問題總是直指核心，而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問題，經過他犀利的耙梳後，往往是教育現場最為重要、卻也是最被忽略或者教師難以回答的大問題—-好比說，「青少年」是什麼？
宋老師在講演中，提到基層教師如何「回應」教育改革的方式（策略）所衍生出的問題，而他一共整理出三個「版本」的老師
第一版的老師：「等因奉此」的守舊版本（明哲保身、混鐵飯碗）。
第二版的老師：「新一代教師」的熱情版本（燒燼者與過勞死）。
宋老師認為上述兩個版本的老師都不是基層教師面對改革時應有的反應，他尤其關切的是第二個版本的老師。因為有太多太多的年輕老師在改革的搖頭丸和大麻迷幻下，讓他們提前陣亡了。因此，他認為老師必須在「分析共享」的進路下，衍生出第三版的教師來，這個第三的意思指的是「更多…」：
第三版的老師：分析共享之後的「第三版」（第三路數的觀點：after the confessions、自我批判與教師社群的再生）。
這裡頭宋老師提到了after the confessions，也就是「在告解後」這樣的字眼。這種說法，或許對基層教師來說，是相當陌生的。再者，「告解」一般說來在我們的印象好像也是在電影裡，那種「神父，我有罪…」的場景才看得到。但宋老師會用這樣的說法是有他的意思的，大家不妨參考Barry Kanpol所著的《批判教育學導論》一書（心理出版社）。我在這兒稍稍地引述Kanpol的說法，供大家參考：
告解在這裡的意思並不只是宗教性的懺悔科儀，或作為掌握犯罪行為的方式。「進行告解」這個動詞意味著自身承擔，或以個人的目擊，來作為創制出不義的體制之中的一份子（Kanpol, 1999/2004, 頁314）。
這裡所指的不義的體制，放在學校或教室的脈絡下來看，可以是意識型態、或教育理念在付諸為方法實施時產生質變所建構的現實。當這些現實逐漸被教育工作者視為理所當然或天經地義，並作為觀看教育現象習慣採用的（唯一）視框時，無疑的，體制被愈加地鞏固，甚至成為捍衛自身言說立場正當性之憑藉。因此，Kanpol進一步指出個人與體制告解行動二者間的關係：
個人的告解包括每一個人首先可以覺察到他們是如何捲入壓迫的社會結構中。…自己提出告解是個艱困的任務，需要誠實、謙卑與堅毅以及對於我們所寓居的社會結構有深刻的理解與體察…個人的告解與體制性告解之間的區別似乎模糊不明，但其中有一件事是肯定的。當我在做個人告解時，我若相信自己不屬於我所要告解的機構之一份子，那就是愚蠢不堪（Kanpol, 同上, 頁315，322）。
看了Kanpol的說法，也許大家還是覺得迷迷糊糊。這麼說好了，在擔任教職以來，你覺得自己幹過最蠢也是最傻的一件事，讓你懊悔不已、甚至希望從頭來過，而你又要如何來過的事情是什麼？把它寫下來，跟自己信任的同事分享，而這就是老師涉入告解的一個啟始點…。
只是，我在聽了宋老師的演講後，腦中浮現的是三種版本的老師，同在一個學校裡，一幅很詭異的三代同堂的圖像。另外浮現的是，那些必須重生的老師，剛剛受孕，可是卻已經得不到第一版或者第二版的祝福，而那些教育官僚彷彿像是暗巷裡專門靠墮胎賺錢的密醫，巴不得將第三版本的老師給拿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