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些行話，身為教育工作者，我個人認為：絕對不能把它給聽習慣！若真是要說，也請「換句話說」。
我這想法並非擺什麼姿態或故意放高調、自命清高，而是如果我們不去對這些行話深思反省的話，將會與學生和家長，永遠隔著一堵無法穿透的牆。老師們所強調的溝通，不過質變為變調的放放話，既無法真正的同理，亦不能給予實質上的建議或協助。
相信老師們在談論起家長對於子女的管教態度和方式時，不難、也不時會聽到「家長觀念偏差」這樣的話，有些甚至將其當作是孩子出現某些問題的主要歸因。我總是不禁在心裡納悶道：什麼叫做觀念偏差？當我們說家長觀念偏差的同時，教師的正確觀念又是什麼？而老師的觀念一定是正確的嗎？這個正確是可被檢驗或經得起考驗的嗎？還是說，只不過是一種論述的政治正確，只在老師這個團體的小圈圈裡有效？我們又以什麼樣的方式對社會、家長傳遞出具有影響力的正確觀念？別忘了，在我們的社會裡，建構所謂的正確／偏差觀念，是離不開結構因素的考量，好比說，社經地位或社會階級意識型態作祟的影響。更具體的例子，就是對所謂的「坐月子」以及如何帶嬰兒，上一代跟下一代，永遠存在著一股令人喘不過氣來的張力考驗著什麼叫做觀念偏差，隨時引爆兩代父母間的衝突。
說穿了，不管是老師還是家長，對於子女的教養，我們總是被「庶民教育學」的觀念所驅使。教育心理學者—-說他是長青樹的大師級人物一點也不為過—-布魯納在《教育的文化》就提到一個十分有趣且頗值得深思的現象：
去看看任何一位媽媽，任何一位教師，或甚至任何一位保姆和孩子在一起的時候，你就會驚覺到他們的所作所為是多麼受到那套「兒童心靈是如何、以及如何教他們學習」的庶民觀念所驅使，雖然他們也許無法用言語說出那套教育原則（p. 91）。
家長同老師一樣，在面對子女／學生的教育時，總有個理論（或者我們說的觀念、想法或意見）指引著他們去實踐，這些各式各樣的觀念，勢必有些會和老師的版本有所衝突。但我們不能因為只是看不慣或不認同，就認為別人的版本是「觀念偏差」—-尤其是在孩子出現老師眼中所謂的問題、偏差行為時。畢竟，「沒有一種理論是終極的真理，因此，所有的理論，就像是所有的人一樣，是平等的」（p. 107）。
沒錯！這個時代，不少為人父母者對自己的孩子有著太多的無能為力—-為了家庭的生計忙於工作而無法陪伴自己的孩子成長，陷於失業的焦慮而為子女的教育費發愁，甚至沒有協助的管道導致自己成為施暴者讓整個家庭碎裂不堪….—-但這些事出有因的「事實」，我們老師能把它們說成是家長（不知長進？）的「藉口」嗎？別忘了，一些老師自己同樣也是有說不出口的難處！既然難處大家都知道，卻未必能進一步的體認。倘若將難處視為是藉口、觀念偏差，那豈不是落入「譴責受害者」的悲哀？
同樣的，這個時代，亦有部分的父母不同於我們的上一代，放心地將子女交給學校老師去管教，不管是對學校、或是對老師，有著疑慮與不信任感（這種疑慮和不信任恰恰反映了社會變遷帶來的人際疏離影響），反而是對孩子的教育有更多的涉入。過去，學校教室裡的「家務事」容不得家長插手；如今，這隻手伸進了教室，調適不過來的老師反咬家長過份干涉教師專業的自主性，一些被教師認為是很難搞的家長，甚至被貼上「怪獸家長」的標籤。親師溝通變得是有溝沒有通（過去的情況總是：老師要家長去把阻塞的溝給通一通），而且溝是越來越難通。
但實際上，仍有一些有經驗的老師，懂得四兩撥千斤、借力使力的方式，不會一味指責家長觀念偏差，他們也無意去糾正或導正這些被認為是偏差的家長，他們只是透過略帶智慧與充滿機智（tactful）的話語，讓這些難搞的家長「無話可說」，甚至反過來跟老師說謝謝（我幾位師專同學就向我做了些示範，讓我體會到難以言喻的魅力）。這些老師運用的「技巧」，不外乎同家長們相互協作，布魯納說得好：
協作性的敘事建構並不是一場零合遊戲。用聯手的方式來弄懂一件事，其中並不需要有霸權，只要拿故事較強的版本來讓較弱的版本變得無話可說而已—-就連談緊張的政治議題時，亦復如此（p. 155）。
也許，老師們會說：「我所說的『家長觀念偏差』，並不是你講得什麼貼標籤諸如此類地那麼嚴重，這只是一種很平常的說法，指的就是那個意思…」。雖說如此，但別忘了：越是看似平常的說法越是要小心，因為那個意思，說真的，以現代人來說，在人想像啊！老阿伯平日三字經譙習慣了，他也沒什麼意思啊，後果卻是夠他嗆的了，三個字會付出什麼樣的代價，這類的新聞，相信老師們也看了不少！
學校教育現場目前最大的問題，老師其實跟學生差不多，都面臨了詞彙貧乏的窘境。當我們擔憂學生國語文日漸低落的同時，最好也想想是否自己的用語夠精確—-精確到不會動不動就以家長觀念偏差這樣的話想將問題給一語帶過，而是能夠做更準確的描述與闡釋，並且，這裡頭，也讓自己的觀念有被檢驗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