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校長遴選之抬轎與坐轎」一文和相關補充中，不斷提到對縣內的校長遴選過程做「貼近現場事實」的研究，有其必要性。而wills在回應中提到：[@more@]
madmax所提的許多議題，確實都是很棒的研究題目，但，沒人敢作！因為中間牽扯到太多人的利益了，而且誰也不想得罪人，實在不容易從訪談中挖出太多不 被修飾太多的資訊，所以，是好題目，但很難做出成果出來，以學術界研究者具成果壓力的狀況，很難有人願意投身下去做這方面的研究。
我突然想到，國內已有不少政治學的研究生和學者，前仆後繼地以人類學的「田野研究方法」投身在台灣各縣市鄉鎮，透過深入訪談以瞭解地方派系、幫派如何影響日常政治或民代選舉的運作，做利益和權力分配；而有更多的社會學研究者，則是透過此方法瞭解性工作者、同性戀…等種種關於性別意識/偏見/行動政略的議題（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就可以找到為數不少的相關論文）—-這些研究牽扯到的人與人間的利益問題，研究者還是竭盡所能地透過探究去瞭解政治與社會問題之現實構成，我實在想不出對教育研究而言，校長遴選這樣好的研究題目，會有什麼好迴避或閃躲的？
國內目前對於校長遴選的學位研究—-尤其是教育行政方面—-關注的課題多集中在遴選制度與指標，這些看似涉及校長、卻又與校長「這個人」保持相當一段距離的研究，幾乎以量化統計研究為主，但各種「變項」實不容易讓我們進一步窺探遴選過程到底產生哪些正面的成效或負面的弊端（包括所謂的黑函攻訐和八卦造謠）。因此採質性探究方式針對遴選過程，以及遴選後的校長如何運行校務，做更深入的瞭解，對於日後制度與指標的修正，才有一些事實證據與理論辯證的基礎。當然，這樣的研究鐵定是吃力不討好；只是，少了這樣的研究，我們卻得在不好的制度下繼續進行沒有必要的損耗（甚至是無端的內耗）。
其實，縣內有很多的教育問題，都可以透過研究來做更好的政策規劃，包括下個學年將實施的大學區制：對於參與的實驗學校有哪些具體的影響，或者形成哪些衝擊，究竟有多少家長對子女的教育進行學校選擇，他們持有什麼樣的想法而透過這樣的一個政策來為子女尋覓更好的教育環境—-這些若不透過實地的研究，只想憑著幾張回收的問卷來為政策做政治正確性的數字背書，哪豈不是把縣內的家長和學校教育工作者當成冤大頭看待？而政策亦或只是淪為一堆數字，成為縣長選舉或地方民代的競選績效工具？
不過，說來有趣，面對教育，我們一向多是以抱著黑箱而不敢打開它的心態來面對（或從事研究），無怪乎，在前幾年學校自辦的教師甄試和現在的校長遴選，一直無法逃離「黑箱作業」這四個字的陰影—-甚至被劃上等號（幾乎每次辦完教師甄選，隔天報紙立刻有讀者投書，批評某縣某校「黑箱作業」）。若研究是我們瞭解教育現況的陽光，那麼長期躲在黑箱裡的人，自然是覺得刺眼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