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3日的聯合報有一則屏東縣的地方報導。[@more@]
這則報導的標題是「請說母語，排灣小學生頸上掛牌」，內容主要是「屏東縣獅子鄉公所製作『請說母語』牌子，發給當地楓林國小學生，要挽救瀕臨消失的排灣族語」。之所以會做這麼一個牌子，根據鄉長的的說法：
「這是鄉內大專生的建議」。獅子鄉長侯金助說，寒假有卅多名當地大專生參加座談，多數認為從小講國語，母語幾乎忘光了。有人語重心長地說：「語言消失，文化就消失。」侯金助說，鄉公所到楓林國小調查，發現有九成已不會講流利母語。上月他看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資料，排灣語已被列為脆弱的語言，現在不救將會後悔。
有趣的是，報導末，記者找了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黃文車助理教授發表他對「頸上掛牌說母語」的看法：
屏教大助理教授黃文車說，鄉公所製作「請說母語」牌子鼓勵學母語，不如教孩子認同社區來得有效。他說，母語英文「mother tongue」，意指母親的語言，將母語回歸家庭、社區，帶著情感學習才有意思。
依照台灣報紙的慣例，記者通常會在比較重要的新聞後，再寫上一篇「評論式」的報導。基本上，這篇評論/報導被登出來，不能說那只是記者個人的意見（除非是讀者投書，而報社也不會允許記者在自家報上亂發表意見），基本上，也代表了報社的立場。因此，我接著讀到（地方特派？）該報記者凌珮君所寫的「母語在生活裡，不在教室裡」：
「厚！你說台語，要罰錢！」在國民黨統治的威權時代，政府為推行國語，打壓本土方言，講方言要掛「牌子」示眾；如今屏東縣獅子鄉為挽救瀕臨消失的排灣族語，也製作「請說母語」牌子給學生掛，立意雖佳，但不免與人有時空錯亂之感。
「沒有語言，就沒有文化。」據聯合國教科文教組織調查，全世界六、七千種語言逐漸消失中。台灣是多元族群融合的社會，儘管全球化浪潮高漲，但近年來隨著本土意識覺醒，推動還我母語，讓多語族文化，豐富台灣文化的內涵。
在方言受打壓的年代，許多人還會說流利母語；如今各級學校都鼓吹母語，母語卻快速流失，問題在於未將母語當作生活語言，而當作是學習性的語言。
「生活處處有母語，才能學好母語。」曾大力推動客語認證的前客委會主委李永得認為，推動母語必須走出課堂，讓下一代在日常生活中說母語。母語在那兒流失，就該從那裡找回來，找回母語最好的地方是家庭與社區。
人本基金會董事長史英留學美國時，規定年幼兒女在家一定要說中文，只要說英語就罰站，因此史家子女即使在美國多年，也能說一口流利中文。
弱勢族群語言在強勢語言攻勢下，瀕臨消失是宿命，但只要各族群有心，能延緩消失，且豐沛自己族群文化的內涵。
看到「母語在生活裡，不在教室裡 」這標題，不禁讓我笑了出來：學生在教室裡，不也是在過生活嗎？難道教室裡的生活，不是生活？而下了課、放了學，回到家那才叫生活？既然生活處處有母語，教室裡出現母語，這不是挺自然的一件事嗎？但我們也都清楚：正是因為過去錯誤的語言政策的關係，讓原本自然出現在教室裡的母語變得不自然、不正常。等到那原本不是自然的北京話國語久而久之變成自然後（手段大家也都清楚，縫黑鈕釦、掛牌子、罰錢、罰寫、罰站…）—-甚至成為多數家庭的母語/生活語言—-原本的母語再度回到教室，根本成了老師跟學生耳中不親切、陌生，有點像是英語的「學習性」語言了！因此，表面上這篇報導寫得很有史觀，但在我看來，根本就是「反歷史」（antihistorical），而記者會有時空錯亂的感覺，也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
我相信這篇評論/報導會符合社會主流或多數人對於母語的意見：說母語，那是在「家裡頭」的事，學校教母語，根本就是多餘的！然後，我們還會聽到諸如此類的聲音—-用國語說的，我個人就聽過很多次：「以前學校根本也沒教，我們台語還不是一樣說得很『輪轉』（只有後面這兩個字是用台語講的）…」。問題是，現在家庭的母語究竟指的是什麼，記者根本沒進一步去追問（報導中以史英先生為例，他家的母語是說「中文」）！而「母語在那兒流失，就該從那裡找回來，找回母語最好的地方是家庭與社區」，倘若政府不給家庭、社區學習資源，純粹只是鼓勵（說難聽點是「放給它死」）大家儘量多說，母語，真的能找回來嗎？說穿了，沒有妥善規劃的語言政策讓更多的下一代參與和相互交流，單靠記者說的「只要各族群有心，弱勢族群語言瀕臨消失的宿命便能延緩消失」，不過是加速弱勢語言走進死亡的墳場。
話說回來，老師跟學生每天在教室裡過生活，若教師再不帶著孩子—-不管是上課講解說明、經驗分享、作業指導、還是參與分組討論、甚至是下課哈啦閒聊—-說「不是國語」的母語，讓他們有多聽、多講的機會，母語，真的會斷送在我們這一代的嘴邊（或許覺得母語消失就消失，抱著無所謂心態的人還是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