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年期間，到鄰居家拜年、聊天，聊著聊著，大家講到了唸小學時，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學校就會進行「防空演習」。[@more@]
說真的，小學時，最討厭就是防空演習。首先是頭上頂著書包，進到教室後，門窗緊閉不打緊，一群人還得躲在桌子底下，沒事老師還要大家把嘴巴張開，然後用雙手的手指摀住眼睛和耳朵。
「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鄰居家的小朋友問我這問題。
「哦，那是因為我們老師說，當天上飛機丟下炸彈爆炸後，為了怕眼睛受到突如其來的強光、耳朵的耳膜被震破，所以才做這個動作，而且嘴巴一定要張開哦！」我隨手做了個動作給他們看。
「哈哈哈！好白癡哦！」，小孩們看到我這滑稽樣大聲笑了出來。
「那是誰會炸我們啊？」，他接著問我。
「唔，這個嘛！我們老師說，就是『匪軍來襲』，對岸的共匪啦！…」
「唉，現在哪有什麼共匪，都跟他們『通了』，以前還教什麼『保密防諜』呢…」，鄰居的太太說道。
學校教育無時無刻受到政治意識型態的影響—-尤其是學校的課程，這點相信大家已多有所體會（國內這類的研究亦已日趨豐富）—-我還記得當〈南海血書〉一文出現沒多久，校長還集合全校師生一千多人，集體聆聽…。而小學六年級上學期第十一冊國編版的國語課本裡，一連四課的「天堂與地獄」，可以說是敵劣／我優的意識型態教育。但意識型態隨著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層面或所謂的大環境轉變後，除了讓人們有不勝欷噓之感慨外，更有「昨是今非」的時空錯亂感。約翰‧道爾（John W. Dower）在〈擁抱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一書中，以一位小學老師為例，鮮明地指出語言轉變與意識型態的關係（頁148）：
1947年初，一位小學一年級老師提供了如下例證：同樣的詞語或文本，在戰敗前後可以有如何不同的解釋。他向新聞界描述，兒童文學經典、戰時宣傳家們喜愛引用「桃太郎」故事，如今在他的課堂上是如何被運用的。在戰爭年代，桃太郎被看作是一個國家主義的寓言：一位神聖、精幹的日本英雄，從魔鬼（英美敵人）的手中拯救了國家，並且帶著戰利品—-敵人的寶物，凱旋而歸。這位教師寫道：戰後的孩子，相比魔鬼而言，更關心的是寶物；而且由於戰後的課本裡沒有插圖，使得他們總在揣測寶物是什麼。孩子們推斷說，肯定是錢和食物。當被問道該如何處置寶物時，他的孩子們討論得不亦樂乎，這本身就與戰爭年代的課堂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最終38票贊成，2票反對，孩子們討論決定，寶物應當平均分開，並且分發給窮人。
戰後，隨著同盟國佔領軍（美國）強制推動由上而下的「非軍事化、民主化」的改革，加上日本戰敗後進行所謂「一億總懺悔」的反省，讓許多學校教育工作者（尤其是大學校長、教授）對於自己在戰爭期間，稱揚軍國主義、鼓勵學生投身戰場為天皇效命，因而失去寶貴生命感到懊悔不已。但這種懺悔的弔詭和頗耐人尋味之處，卻是為「無辜的」自己找台階下：清一色的說法是「被那些軍國主義者給騙了」。在我看來，與其說是被騙，倒不如說，教育工作者早已昧著良心屈服在國家意識型態機器的淫威下苟且偷生罷了。因此，戰後情況迅速的轉變，那種對於課程說辭所導致的昨是今非，老師們感到無所適從卻又必須即刻做調整，心情之複雜亦是可以想見。
台灣從早期民國四、五十年代的「殺朱拔毛、反攻復國」，到六０年代的「漢賊不兩立」，進入七０年代後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學校教育教導給孩子的中國印象，不外乎就是「恐共」二字，對於對岸政治領導者，一律視之為匪類。但八０年代後，台灣和中國隨著經濟活動的活絡，各種交流活動的開展，但政治意識型態的對立仍有著一定的張力。有趣的是，台灣的教育一向採取的是「希望」政治意識型態與教育脫鉤的立場，也就是政治那隻黑手「最好」別伸入校園，但殊不知這種缺乏歷史反省的心態，卻在不知不覺中使自己成為意識型態的打手。我想，唯有對意識型態的政治說辭做一歷史性的掌握，我們才不會陷入昨是今非的錯亂感，日後的回顧，亦不會是無言以對的感嘆苦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