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箝制思想、管制言論自由的年代，什麼是好書、壞書，決定的並不是市場機制，而是國家政府的暴力檢查制度。[@more@]
但即便是生活在言論自由的社會裡，因傳統道德價值觀的影響，同樣會影響人們對於書本好壞的判斷。二次大戰期間，日本因在極右的軍國主義統治下，言論思想受到相當程度的迫害。戰後的解禁，自由化過度，卻引起了「壞書」氾濫的問題，導致青少年不良行為的增加。但在日本學界享有盛名的歷史學者家永三郎（為了徹底反對國家對教科書進行審定，維護教育內容應享有免於任何干涉的自由，同國家打了一個長達卅二年的官司而聲名大噪。這場官司，引起了世界各國的關注，尤其是二戰期間飽受日本軍隊荼毒的亞洲國家），在他的自傳裡，卻指出所謂真正的壞書，是那些影響學子甚深、給予錯誤思想的「國定教科書」（頁97）：
究竟何為「壞書」、何為「好書」呢？這其實是一個頗為複雜的問題，其判斷標準並非像力主排斥「壞書」的人所想的那麼簡單。在我看來，應該說只有戰前的的國定教科書等，才是真正的「壞書」。正是此類書籍把我們帶入了戰爭，並使我們對戰爭喪失了起碼的判斷和批判能力。目前被稱之為「壞書」的一類出版物，人們在讀它們時，並未抱學習的目的去閱讀，也不希冀從中學到東西。但就教科書而言，則是另外一回事。人們閱讀教科書是為了獲得知識，追求真理。當這類出版物歪曲事實，迎合邪惡的權力和金錢，其所宣揚的東西就會在不知不覺中滲入大多數國民的頭腦裡。在這種情況下，其危害性顯然是上述所謂的「壞書」所不能比擬的。
國家的言論檢查機構的確可以左右一本書的好壞，馬克思的《資本論》在反共復國的年代，不僅被打為壞書，甚至成為禁書。但國定教科書進一步地透過課文進行污衊、洗腦，才是更為可怕的教育暴力。這種欲透過文本暴力淨化下一代國民思想的手段，也還得透過教師才能達成目的。只是，多數的情況是：有勇氣抵抗、說不的教師並不多，亦不容許存在，他們要嘛早早成為殉道者，要嘛選擇成為體制的幫兇。然而，事過境遷的懺悔，已無助改變歷史造成的事實。二次大戰期間的日本教師，只能選擇遺忘，像家永三郎這樣的學者，願意起身承擔歷史罪過進行戰鬥的，不讓歷史重蹈覆轍，實提供教育工作者一個反省的好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