績效責任是當今美國法西斯主義的臉孔

最近讀到一句很有意思的話。

[@more@]這句話叫做:「績效責任是當今美國法西斯主義的臉孔」(Accountability is the face of fascism in America today.)。這句話是誰說的呢?此話出於美國課程者學者W. Pinar在2004年出版的《什麼是課程理論?》(What is curriculum theory?)一書。

基本上,這本書從頭到尾緊咬著績效責任四個字(除了有幾章他不得不去處理「開拓」課程理論觀點的重要性),窮追猛打似乎無法形容Pinar教授對其所持蔑視、不屑之態度,我看非得想把它碎屍萬段才能消解他心中的怨恨—-一種對績效責任造成美國公共教育商業化,失去所謂「公共」意義的極其不滿。而這種不滿的宣洩,則完全一口氣澆在即將下台的布希政府身上,甚至不惜將其戴上「法西斯主義」的帽子。

的確,績效責任的追求可以說是造成美國公立教育失去「公共性」意義的罪魁禍首。「不讓每個孩子落後」(No Child Left behind,NCLB)法案的實施,將所謂的提升國家競爭力訴求綁在一塊兒,透過標準化測驗的實施,要求各校年年需「進步」,以達成法案規定的檢測通過率。以這種沒血沒淚屎的數據作為辦學成敗之依據,不再顧慮校長、教師、學生在教與學的情感、感受,不僅讓校長失眠,更讓許多老師把教學二字退縮成灌輸。而更令Pinar不滿的是,績效責任所帶進的商業經營思維,已經將公立學校,甚至老師、學生一一轉成可販售的商品,學校不再是學校,而是負責直銷產出的工廠,教室不過是個讓學生這一商品「標準化」的生產線(老師的角色大概就是作業員)。

話說回來,這般藉著白紙黑字的嚴厲指責與批判,其實無法改變美國政府既定的教育政策。NCLB法案花了納稅人那麼多錢,即便歐巴馬當選了總統,也無法喊停就停。可以確定的是,此一法案的實施,不必等到十年後再來評估它的影響,而是它馬上造成影響:為了應付源源不絕的評量與測驗,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成為多數叫是的主流;學生分組討論與探究的學習活動,比重逐漸降低;無關考試的科目,所分配到的上課時間,同樣減少許多;老師對於教科書、學習、方案教學、甚至校外教學的選擇,多以能否幫助學生通過檢測為考量,並儘量符合州測驗之要求(此一風貌之改變,可參讀另一重要教育學者Larry Cuban在2008年的新著《青蛙變王子:對學校改革的書寫》其中的第九章,「靠中線行:績效責任與測驗年代中的教學」)。這般地改變,真的能提升美國的國家競爭力嗎?而美國的學童真的因此「沒人落後」了嗎?這些問題需要時間來檢視,但如果不能記取教改的歷史教訓,檢視亦是徒然!

績效責任的淫威還會影響美國教育多久,我個人認為它不會消逝,只會以新的面貌、新的修辭,新瓶裝舊酒的方式,繼續支配著美國教育並深深影響著遠在台灣的教改。它早已成了幽靈似的,縈繞在我們的心靈。而我們無法擺脫的,恐怕是「番易/翻譯」的教改移植模式(兩年前寫的「任憑績效責任語言宰制的學校教育」,文末提出的問題,至今仍未讀到對於學校辦學或者教學關於「績效」令教師信服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