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的痛苦中，很大部分是學歷的痛苦」（Bourdieu, 1998/2007: 45）[@more@]
「學歷不僅造就了一個人的社會命運，還決定了人們對這個命運的自我感覺（這無疑有助於解釋所謂下民的被動性，動員他們的困難性等）。柏拉圖的社會世界觀與我們的技術官僚非常相似：哲人、衛士、人民。這種哲學潛默地銘刻在學校教育體制中，深深內化，非常強固」（ibid.）。
在我們的傳統，不也有士農工商的排序？而儘管這個時代已不是「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但這話仍像文化幽靈似的不斷縈繞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滲透在我們代代之間的言談互動裡。儘管學歷對人的一生未必有絕對的作用和百分之百的影響，但追求更高學歷這樣的過程，似乎也彰顯了普遍瀰漫在社會的「文憑病」。
弔詭的是，隨著高等教育的擴張，大學錄取率年年創新高，卻造成「教育程度提高，學位貶值，由此帶來結構性的錯位」（ibid.: 67）之現象。雖然我們都知道畢業證書就像是貶值的鈔票一樣，但時下的父母仍願意花更多的鈔票買一張毫無幣值的文憑，更多的學子則是以時間和父母的血汗錢來等待無法保證未來—-或者說，已經註定好把自己安排在社會貧富階級日漸擴大的某個位置的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