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很難得看到兩部關於學校教育的劇情片，內容都相當的棒。一部是國內公共電視製拍的「危險心靈」，另一部則是日劇「女王教室」。[@more@]
這兩部片對於教師在管教學生過程中，當失當或失控的情形出現時，體制對於制裁老師的回應似乎有其文化差異：台灣的詹朝威老師繼續在學校當他的金牌老師，背後也有學務張德財主任在立場上的相挺；而日本的阿久津老師則是被體制判定為不適任教師，必須回到所謂的「再教育中心」重新接受訓練（這個在「女王教室」的特別篇中有交代清楚，請輸入密碼joou）。
國內關於師資培育的研究或文獻當中，甚少提到日本在處理現職教師教學工作失當如何處置這問題（請參考前立委程振隆先生的「從不適任教師情形論建立高級中學以下學校教師品質管控機制之研究」）。不過，就台灣的情形來看，早年在處理不適任教師，大抵說來，體制還是相當保護教師的飯碗。除非情節重大必須記過外，頂多把出事的老師調至偏遠學校來息事寧人（年紀大一點的老師，就勸他趕快退休）。而正因為體制一直未能建構出一套根基於強而有力的法律來約束與處理教師的不當言行，或是讓老師暫時從教學線上退下進到一個容許自省與提供再出發機會的空間，像是學校教評會或者申訴評議委員會在處理這類情事時，所能提供的處理選項是不多的。
但日本的「再教育中心」似乎是把教學線上的一軍老師當成職棒二軍選手在對待—-想想王建民在升上大聯盟後發誓不再回小聯盟，就知道對身體健康的一軍選手來說，這個二字是與技術不足、觀念有待加強…等負面說法劃上等號的，它的目的不在於養成而在於調整。不比運動選手的是，對老師來說，進入再教育中心的目的好像也不在於調整，而在於產生一種威嚇的作用，進去了就等於被貼上了一個無法抹滅的標籤。而一旦你有了紀錄之後，將會讓你在工作當中對於疏失二字產生難以承受的巨大壓力。這樣的壓力我想並非每個老師都和阿久津老師一樣可以頂得住的。
人一旦犯錯，是要給他自新的機會，但日本人似乎比我們更不願意白給這樣的機會。大家或許都還記得去年也就是2005年的4月25日，曾在日本兵庫縣尼崎市，發生了一列JR西日本福知山線的快速電車，因為脫軌撞擊路旁大樓而造成百餘人傷亡的重大事故。其中，慘死在駕駛座廿三歲的年輕駕駛員高見隆二郎，「有三次被處分的紀錄，曾接受十三天的再教育訓練 」：
事故電車的司機，在前一站伊丹站超過停止線約70公尺（過走），還倒退回標準位置，導致誤點1分30秒。在JR西日本的政策下，誤點達一分鐘或以上，會被嚴格處分，接受「日勤教育」，因此司機為怕接受日勤教育，要將車速推至極限﹝到達事發地點前，肇事電車以120km/h通過前一站塚口站﹞，以圖追回誤點的時間，結果到彎道前即使用了緊急制動，也已來不及將車速減至限制速度以下，結果造成嚴重的出軌事故。
我在想，如果我們也來弄一個不適任教師的再教育中心，相信會跟日本的那一味很不一樣。除了薪水照領外（頂多沒有考績），教師的說詞想必也充滿了自我安慰、阿Q式的語氣：「也好，就讓自己暫時休息一下，當作是度假，少看見那些學生的嘴臉，也少受一些家長的鳥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