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陣子，有一則關於英國足球金童貝克漢與數學的新聞。貝克漢表示：他那六歲唸小一的兒子問他數學問題，卻讓他覺得，怎麼現在小孩子學的數學是那麼難！只能陪兒子做一旁功課卻無法指導的貝克漢，最後是要孩子向媽咪高貴辣妹維托莉亞求助。[@more@]
我們或許不知道，貝克漢為了練就他賴以生存的黃金右腳—-如果你是一位長期看英超或西甲的球迷的話，就知道他真的是很準—-每天所接受的嚴格訓練，遠遠超過我們小學生坐在教室上課的總時數。只是，對於如此強調計算能力，並將其視為是所有數學學習基礎的台灣人來說，除了只能以酸葡萄心理嘲諷貝克漢的數學能力幾乎等於白癡外，也只能乾瞪眼地看著他隨便在日本走一圈，便能從尖叫聲不斷的球迷中賺進大把的鈔票。
在台灣，一個在計算學習方面較同儕緩慢甚至被大人認為是失敗的孩子，幾乎在他們很小的時候就被人給看扁。而快、狠、準的要求，也幾乎成了我們數學教育的「鐵律」—-一切一切與數有關的學習，都必須奠定在這樣的一個基礎下來進行。只是，在1990年代初，一些數學教育的學者開始反省：在我們要求精確計算的訓練思維下，國內的數學教育究竟成就了些什麼？這些學者不知寫了多少論文、辦過多少研討會，才知道一個事實：我們的數學教育培育出很多的計算天才，但這些天才鮮少知道他們在算什麼，或者說不出他們為何這麼算！因此，當他們見到美國小學以建構主義作為數學教育變革的理論基礎時，眼睛為之一亮，且迫不及待的將這賦予改革重任的精子射入我們的數學教育文化的子宮內。
然而，受孕的結果如何，顯然地，就社會輿論來看，建構式數學不僅從一開始就沒有受到老師與家長的祝福，甚至孩子的數學變笨了也在在當初數學教育改革懷的是個孽種。
也許，對大多數的家長或基層老師來說，至今仍不太習慣「知識」是透過言談互動，一種社會建構的歷程構築而成這樣的說法。在我們的數學教養文化中，灌輸與訓練始終是一個很強的庶民教育學版本。學生數學不好，十之八九會認為原因出在「算太少」。至於要算到什麼程度才算多，心算班的老師肯定可以給家長一個滿意與心安的答案—-通過檢定測驗與否可以說明一切。
其實，當建構式數學實施後，很多有經驗的老師便知道哪裡不對勁。只可惜，這些有經驗的老師卻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受孕後且已逐漸成形的胎兒處在胎位不正的位置，遑論「安胎」！
在此，我不是為建構式數學說話，或者發表什麼高人一等的見解，不過就和十幾萬的小學老師一般，每週固定上那個幾節的數學課。但就我身為一位基層教師，長期教數學、也在飽受折磨下學了十幾年的數學過程當中，我只是覺得：在我們數學教育改革的過程中，建構式數學的下場，是真的比早產兒還不如！
然而，我們也真的要去弄清楚為什麼當下活生生、每天舒適地在那兒引以為傲的數學文化子宮裡，容不下建構式數學這個被賦予改造和增進下一代數學能力的精子呢？還是說，我們根本就不期待改革/受孕？亦或是，建構式數學這個壞精子的確是壞了我們苦心經營、富有優良傳統的計算技能卵子，導致生出了個難以承載上一代優良的計算能力的低能兒來？
如果是這樣的話，當初推動建構式數學，豈不是成了一場具有改良美意，但本質仍是「強暴式」的改革？而若當時唯一可以阻止此一悲劇發生的小學老師，卻只能眼睜睜、啞口無言地促成甚至目睹此一強暴案的發生，那身為教師的我們今天還有拍手叫好的立場嗎？